文/刘宪阁

　　1月7日邵逸夫去世后，从纸媒到网络，从报纸的头版到副刊，相关报道大有铺天盖地之势。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再加上原本就准备不足，一些报道在事实精确与评价尺度等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以至于有网友慨而言之：“媒体出来的稿子几乎都惨不忍睹，家家随心所欲。”

　　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具体到7日中午的某网络报道（现已删除），则应属实情。光是几幅图片，不足千字，各种硬伤就接连不断。比如，标题明明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邵氏电影，内文却放了尤敏的照片；而早在1958年，她就已转投电懋。文章还给邵氏电影里出现的女主角们统统戴上“邵氏女郎”的光环。而要说邵氏女星的代表人物，李丽华、林黛、林凤、何莉莉这几位还说得过去，但是夏梦、尤敏、胡燕妮这些怎么能算呢？尤其是夏梦，实为长城三公主之一，没有领过邵氏的片酬，怎么能算成邵氏的招牌呢？难怪有网友直言：“简直无力吐槽，哪怕你百度一下呢？”

　　报道还称，邵氏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电影界可谓“风头无二”。但诚如一位自称书呆子的网友所说，这“明显忽略了当年邵氏头号劲敌电懋——以今天的眼光而言，电懋电影比邵氏更有心思更具时代气息”。何况，当时的香港电影至少还有长城、凤凰、新联等，不管怎么算，也轮不到邵氏“风头无二”。因而有网友感叹：“这种历史归结法，最可怕了。”

　　报道对邵氏电影片型的评述亦是惨不忍睹。以至于有网友看完全文后评论说，这样的报道“太可怕了”，感慨邵爵士这才前脚刚走就被吹捧成这样，提醒媒体“别把他老人家给捧坏喽”。

　　浏览时下的媒体，不难发现：类似这样错漏百出、评价失当的报道，绝不止于这一篇，也绝不仅仅发生在邵逸夫一个人身上。一个新人、一本新书、一部新片，甫一出来就被捧为“史上最××”的东东，或者后面还会再加上一句被用滥了的句式：“没有之一”。诸如此类盖棺论定似的评价，在当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各种书评、影评之中尤为常见。有人或许会说，就连最近刚去世的文学史权威夏志清当年不是也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吗？但即便这样的观点，也并非没有争议。更何况，执笔报道的记者们，谁敢说自己有夏先生这样的见解学识和鉴赏能力？即便熟悉某一领域的情况，但是一涉及到历史类的评述，也难免捉襟见肘。

　　报道中并非不能涉及评论，但亦须有储备和积累，并非随便一拍脑袋一张嘴就可以。起码还得有证据支持。奈何一些人偏偏无知者无畏，敢于乱写、硬写以至滥写。其实有些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和防范的。比如为求事实的准确，途径之一就是建立资料库，或者用时髦话来说就是建设数据库，这方面完全可以早作准备。

　　以《纽约时报》而言，其名人讣告一般都会提前数年就准备好。比如最近写曼德拉的这篇就是如此。而写这样的文章，显然须有雄厚的资料积累。很多外国报纸都非常注重这一点。不止一人回忆，去美国、日本等海外大报参观时，常常为对方的信息搜集和情报工作之深入细致而感叹甚至震惊，因为就连在我们看来很多或许不起眼的小人物、小事情，人家都有丰富的资料储备。进入网络时代，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比以往更便捷。比如英国报纸的文献电子化就发展迅速，大批报纸已经建立数据库，有效地利用纸质媒体数据，解决了研究、查询的社会需求。

　　当年在《国闻周报》的发刊词中，胡政之就指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也正因此，和张季鸾等合伙接办新记大公报后，他们曾拟议在报社内部搞一个资料室，可惜后来随着抗战爆发等而不了了之。可喜的是，近来国内学界业界不少人都逐步认识到资料库建设之重要。更有研究者指出，建立数据库也是媒体转型的一项重要基础，包括历史积累下来的版面信息资源之数字化，以及订阅读者群的数据库等。只是不少报社不愿花费这样的工夫，如此而与新媒体竞争，也就谈不上有多少“优势”了。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