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明勇

　　201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我负责的《新京报·评论周刊》上开设有专栏。前段时间，按照事先约定，专栏暂告一段落。我在给他的感谢信中说：“你是最认真、最靠谱、最受编辑喜欢的专栏作者。”

　　这并非溢美之词的奉承话，而是合作近一年的真实感受。一个重要依据，当然是思考的深度与表达的生动较好地融为一体。其实，除了这些，我想说的是文章“干净”，通篇没有错别字，连标点符号都很注意——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大学教授，何况是中文系教授，这不是小儿科吗？实际上，就一篇文章而言，不是难事，难的是数十篇文章，篇篇如此。

　　之前，有一次和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交流时，我说他的文章很受编辑欢迎，秘诀是什么？除了他的学识、声誉等因素，一个标准也是文字“干净”，篇章结构合乎版面。他说自己没有“秘诀”，就是每写好一篇文章，自己修改七遍，再拿给媒体。

　　讲述这两个例子，我是想说，在“无错不成报”的年代，没有“差错”难能可贵，不管是学者的美誉度，还是媒体的公信力，都体现在每一个细节，细节到“对每一个字负责”。

　　我初入媒体行业时，一位前辈的忠告就是“认真”，在编辑眼中，“每一个字都可疑”。

　　在《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的“创刊号”上，A叠二版是社论版，左下角是“开版致读者”，里面写道：“作为一份严肃媒体，《新京报》将会对报道中的每一个字负责。”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不仅有专人负责“纠错”（内部专人负责，专门热线、信箱接收外部纠错，延请社外审读），而且以“看得见”的方式，在同样的位置开辟“更正与说明”。

　　根据《新京报差错认定及处罚细则》，将差错分为政治性差错、重大差错、重要差错、责任差错和一般性差错，并规定有相关的处罚程序、奖励与免责条件。同时，每一天都会公布“事实纠错”和“文字更正”，定期发布月度的“编校差错信息表”。

　　以2013年12月“编校差错信息表”为例，共有22个差错，其中“文字差错”8个，“事实差错”14个。在“文字差错”中，如“王秀清”应为“王秀青”，“唐卫星”应为“唐韦星”，“吴志信”应为“吴志阳”等，多集中在新闻报道中姓名里的错别字。在“事实差错”中，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系”应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两原告”应为“两被告”，“每年向中国增供1000吨原油”的“1000吨”应为“1000万吨”等。

　　客观来看，这些差错从性质上看都是“一般性差错”，从内部的相关处罚来看，也是如此。

　　目前很多报刊没有“更正与说明”或类似的致歉栏目，没有相关的差错信息，也就很难深入分析。就笔者所知，只有少数报刊一直在坚持公布差错。

　　我根据搜集相关资料建立的档案，对目前《新京报》近年来的“编校差错信息表”进行数据挖掘，发现几个显著特征：一、这些差错几乎都可避免，属于一般层面的文字性差错，即便是一些认定为“事实差错”的地方，也大多是因文字的差错导致。二、差错率最高的地方，基本集中在人名、地名、数据（包括日期）、职务、计量单位等方面。三、从差错的责任人认定上，大多集中在编辑和校对，少数是由记者造成。

　　当然，可以为这些差错找出若干个理由，比如截稿时间紧张没有时间细读，比如编版压力太大无暇顾及细节核实等。事后解释，终觉太迟。

　　应该说，这个结论并无新颖之处，只是点明了“认真”二字。对媒体来说，需要在差错重灾区指明重点审核的必要性；对媒体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养成习惯，如果养不成一遍成、一遍净的习惯，那么就养成像易中天那样多次改稿的习惯。

　　细节里藏着魔鬼，细节里也孕育着品质。每一个字都可疑，要对每一个字负责。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态度比能力更重要”，能力不到位还有提升空间，态度不到位就难以扭转。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