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 其

　　职业焦虑与倦怠，是现代社会的流行病。新闻记者的焦虑与倦怠，似乎更有自身特色，就是比其他职业更具两面性：一面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面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常常要重复同样的故事。

　　这种两面性，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交织。确定的，是我要做新闻，人们要看新闻；不确定的，是不确定该做什么样的新闻、什么才算好新闻，或者说不确定人们想看什么样的新闻。

　　这种两面性，是记者职业天生具有的，即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是如此；只不过，在市场化、信息化的社会，更明显，更突出。因为，记者做新闻，导舆论，关乎政经风向，关乎社情民意。政经风向、社情民意，有主流有支流，有常态有非常态，即便主流即便常态，也是变动不居的。

　　这种两面性，也让记者职业天生具有政治性。主流支流都是动流，常态非常态都是动态，准确把握并引导，绝非易事。古时论政，好拿流水与风作喻，可谓绝妙。抽刀断水水更流，治民如治水，水可疏不可断，民意可导不可堵。了解社情民意，叫采风。采花采叶容易，风是那么好采的么？采风不易，只是今天很多记者把采风当成“农家乐”了。

　　今天不少官人抱怨“为官不易”、“官不聊生”，是因为他们把当官看成“高大上”了，把当官当成享福了。古人早就说过“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当官不易”应是常态。太易了，早晚会被当面煮掉的。受着焦虑与倦怠煎熬的新闻人，也有不少人抱怨“记者不易，似马如牛”，“无冕之王”变“新闻民工”了。有这种心态的记者，其实也是把当记者看成“高大上”了，把当记者当成享福了。三百六十行，凭啥当官就得“易”？凭啥当记者就得“易”？

　　再说，劳工神圣，劳动最光荣。“民工”怎么了？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力量，并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领导阶级啊。我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么看，以成为“新闻民工”为憾事，莫非是不愿当“领导”？可从这些抱怨的记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官本位”三个字。

　　记者职业的两面性，记者的焦虑与倦怠的煎熬，都表明，当记者做新闻是个光荣而平凡而艰苦的差事。光荣而平凡而艰苦，在这点上记者与其他职业没啥不同。因为光荣而平凡而艰苦，要想干好，都得付出应有的努力，经受应有的煎熬。得以努力化解煎熬，而不是在煎熬里消沉。治大国若烹小鲜，做新闻亦然，需要耐烦耐辛苦，需要认真专注，需要以小化大、以静制动。

　　因煎熬而抱怨连连的记者，就像故事里那个给杨绛先生写信倾诉困惑的高中生。而杨绛先生回信的那句话同样值得牢骚记者听听：“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记者的问题或许主要在于“下工夫不多而想得太多”。

　　7月29日，光明日报整理刊发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的一篇文章《优秀学生应该具备的品质》。施院士说，科学领域没有捷径，“我完全不认为‘天上会掉馅饼’，从来不会”。他举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身为生物系）首位系主任蒲慕明的例子。蒲是卓有建树的学者，他要求学生“必须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工作（you have to work as hard as you can）”，“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位成功的科学家，每个礼拜都要至少工作60个小时”。施院士解释说，“这样计算下来，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以上。这8小时，绝对不包含任何休闲的时间，而是完全都在集中精力做研究。如果你的专业是生物科学的话，你要站得两腿发麻，像灌了铅似的。像这样刻苦的学习，才叫作工作。因此我觉得时间的付出非常非常重要”。

　　这才叫工作。对比起来，尽管不少记者叫苦喊累，可每天集中精力投入工作至少8小时以上的记者，又有几人？有些记者说自己常加班加点，可加班加点是在超额工作、创新攻坚，还是因心不在焉、拖拖拉拉或能力不济，而为本该8小时做完的事“补课”？

　　朱熹说得对：“学者悠悠是大病。泛泛在那皮毛上，抓不到痒处，不济事。”“若悠悠地似做非做，如捕风捉影，有甚长进！今日是这个人，明日也是这个人。”

　　职业焦虑与倦怠，病因不过是“悠悠”二字。其他的，都是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