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宪阁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知道的张季鸾，是通过他在报端尤其是《大公报》留下的社评文字，以及朋辈友人和报社同事们留下的回忆建构起来的。而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一些相对比较边缘性的人物和记载，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和材料。比如，在最近获赠的湖湘文库《近代湖南出版史料》乙编第二册中，就读到一段唐际清谈张季鸾写评论的记载。

　　这段回忆为《报学杂话》系列之一篇，原本连续刊于湖南《大公报》1940年6月18日至1941年7月21日（和天津那个《大公报》无关）。现经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黄林先生编辑整理，收录于湖湘文库之乙编。杂话的作者署名为唐际清，详细经历待考。不过据网络等有关资料，可知或为湖南武冈人，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曾为天津《益世报》等有所撰述。主持过南京《扶轮日报》的笔政，后应萧同兹之邀，出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抗战爆发后，又出任该社湖南分社主任等职。果如此，则能与杂话系列，特别是这里要介绍的第二十七篇中的相关记载对应上。

　　在这篇杂话中，唐氏称，早年“服务于天津报界时，常以评论做法就教于张（季鸾）胡（政之）二公”。两位先生所谈，和他执笔此文时读到王芸生的演讲词《新闻记者怎样立言》“大致相同”。不过也有几件事，为张、胡二人“平日所经验和身体力行者”。唐际清觉得有必要补充记录，“以供评论记者之参考”。他特别记下了张季鸾先生关于怎样写评论的几点看法。

　　其一，张先生认为，报纸要有价值，必须“评论”有权威。而评论何以有权威呢？王芸生所谓“帮助多数人”说话诚为主要条件之一，但张季鸾以为还不够。提出切忌“唱高调”、“乱批评”。不唱高调，则因为主张切合实际，容易为政府采纳，见诸实施；不乱批评，亦即不随便发言，张先生以为，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如此则对社会可以发生较好的影响；而善意的批评，也更容易为被批评者所接受。衡之天津《大公报》的社评，可知先生所论不唱高调、谨慎发言之不虚。

　　其二，张先生又说，评论记者的起码条件，“要有人格与修养；千万不可有火气，但千万不可没有情感。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有同情心与侠义心”。否则，写出来的评论，不是骂人，便是冷酷，那是绝对不行的。此点和相关回忆，特别是张季鸾自己的一段评述相印证：“做记者的根本，是要对人类大众，小一点说，先对于中国同胞们，有深厚的同情！因而立下了救世的决心！他们有苦痛，应该给申诉，应该设法安慰。凡社会的不平和罪恶，应该反对，应该冒着危险，去替人类们、同胞们用言论斗争。不应该屈服于恶势力，或者同流合污！这一种仁慈义侠的精神，是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

　　其三，张先生主张：“平时少论国际时事，多论地区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最要紧的，是对某个问题的批评或讨论，必须提出办法。他自认为，天津《大公报》评论的特点，就是能够言之有物，提供办法。

　　其四，张先生认为，评论记者最感困难的，不在评论的内容，而在选取什么题目或者说题材。所以他每天下午到编辑室，先浏览中外报纸及杂志，找到一个评论题目后，就搜集有关资料，略加思索整理，一篇社评大致有了腹稿。到晚上十二点，如果没有突发事件要发表极具时间性的评论，则明天社论预定的腹稿，不到两小时就可以写成了。

　　唐际清拿张季鸾说的这几点，去读天津《大公报》的社评，觉得可以说是“若合符节，都做到了”。而在杂话系列的另一篇中，他更钦佩张先生当时为《大公报》桂林版所寄的重庆通讯。因为里面有不少珍贵资料，“一般读者想知道而不知道者”；更重要的是，通讯最怕冗长，让读者不得要领。而作为深入政治内层的记者，张先生“知道的一定比发表的多若干倍，而能选择可以发表的许多精要事实，用简明生动的语言，写长短合度的政治外交通讯，是值得学习的”。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