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宪阁

　　当年为什么离开大公报？不论1949年以前还是1949年以后，范长江都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有所忆述，并有大致相近的说法，即是由于“政治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方回忆，包括港台方面的相关史料之渐次披露，开始有人提出异议，并形成一些新看法。

　　比如作为范长江在大公报时期的老同事徐铸成，就暗示范长江离职背后有人事纷争，特别是和当时负责汉口版报馆事务的王芸生有相当关系。而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则断然否认此事与他父亲有关，更通过访谈健在老报人的方式，说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徐氏所说的那种报馆人事章程。而民间研究者傅国涌等则依据后来去台的票友记者陈纪滢，以及老大公报人孔昭恺等在回忆中留下的相关线索，陆续就因为不耐熬夜而离职等说法有所发挥。同时，新闻史研究者王润泽和陈继静等，亦陆续依据相关材料提出一些新的解读。有感于一些流行的说法不太准确，范长江之子范东升亦曾在搜狐博客发表文章谈其父亲离开大公报的问题。他直言，“父亲在政治上的选择虽然是理性的，但是离社的直接原因是意外的”。不管怎样，其离开报社“绝对不会是上不上夜班这么简单的”。

　　进入2014年，又陆续见到有相关讨论出现。比如网络媒体就有几篇。而这里要介绍的，则是首发于传统纸媒刊物的两篇文章。在提出各自对范长江离开大公报问题的看法时，两位作者都表示很重视史料，特别是新发现资料（起码在解读者看来如此）的运用。

　　张刃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就是从解读一篇他认为“未见论者关注的范长江自己写的文章”开始的。此文即署名为“长江”的《要“招”旧大公报之“魂”么？》。他称先发表于《人民日报》，随后于1957年10月6日由《大公报》加框转载。此说似误。实际情形或应是《大公报》刊发于前，10月7日《人民日报》才在第三版转载于后。张先生认为此文披露的情况比较新鲜，其实相关内容大多亦可见于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的长篇连载《祖国十年》，以及后来在“文革”初期留下的“交代材料”等。这些现在都已经过整理刊布，甚或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而且这篇文章也并非没有论者关注过。比如笔者当年在博士论文中即有所引述。至于公开发表者，则如郭恩强最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著作《重构新闻社群》，其第214页之注3即是范氏此文。当然，张文的分析还是颇有可观的，尤其是能注意到《黄河青山》中的相关叙述，更是难得。他特别引述了黄仁宇在这本回忆录中的下述说法，即：“范长江的故事并不是功成名就的故事，而是对一个运动牺牲奉献的故事。”这样的论断也许未必妥当，但确实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

　　已经发表过系列钩沉的胡正强教授，则在《青年记者》发表文章，根据夏衍行程等材料与范长江当时的活动进行比对，揭示了一些人引以为据的陈纪滢之相关忆述实际上并不可靠。他特别注意到，陆诒《我所了解的“国新社”》一文中有段“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引用”的文字。即：“1938年7月，保卫武汉的外围战斗已经打响，我和范长江正从江西的瑞昌城外，沿着南浔铁路徒步行军到李汉魂将军部队驻地。他在路上曾同我谈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想辞去《大公报》工作，在新闻界另创一个新局面。”这确实是重要的发现；不过时隔多年的这段忆述是否可靠，还可存疑待考。

　　可以发现，研究者大多注意到比较常规的史料，如范长江《祖国十年》、《我的自述》，以及陈纪滢、孔昭恺等之回忆，个别的还注意到相关人物如刘汝明、黄仁宇、徐盈等之忆述。不过总体看，即便是这些常规史料，也依然有待于进一步搜集和拓展。比如抗战初期曾经多次和范长江一同行动过的老报人曹聚仁之相关忆述，就鲜见研究者注意。而有些重要史料，如日记、信函乃至档案等尚待发掘。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史料，特别是相关人物对相关事件忆述情况的形成背景（如时空因素）、相近与相异之处，以及背后的可能成因，还要做深入细致的辨析，而不是随手拿过来就用。唯其如此，才可能更好地理解范长江离开大公报问题。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