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明勇

　　2014年，我参加了不少座谈会，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第二届东亚媒体文化交流会。活动由日本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国际传媒研究院附属东亚媒体研究中心主办，旨在通过优质的媒体作品来为东亚媒体人及其他关心媒体的人士提供一个交流探讨的平台。2013年时曾主办第一届，主题是“经济增长与媒体的作用”。

　　今年的主题是“区域开发与媒体”，核心内容是播放纪录片《地底的葬列》，由制作者、导演后藤笃志结合“闭山后的夕张”，谈“煤炭事故与媒体职能”。纪录片《地底的葬列》（北海道放送1983年制作），关注1981年日本夕张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曾获得该年度日本文化厅所颁发的艺术节最高奖。

　　我感兴趣的是，在面对矿难时的媒体表现，以及在煤矿关闭后经济转型期，媒体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

　　印象中有两句话，一句是《南方周末》那句有名的推广语“记录时代进程”，一句是我效力的《新京报》的口号：“影响中国”。

　　不管是“记录”，还是“影响”，其实谈的都是“媒体职能”。在媒体生态中，这应该算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尽管与公平、正义等概念相比，要弱得多。黑格尔认为，核心概念的展开就是全部理论。按照学者汪丁丁的说法，越是基本的问题，越需要反复解释。

　　当然，很多时候，哪怕反复解释，或许仍无法穷尽答案，而乐趣恰恰在于不断地探究。

　　比如，当一些新闻事件（像马航客机失联、汶川地震）的热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时，媒体的职能是否也应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国度，媒体的职能是否应该一致？在言论尺度不同的空间，媒体的职能是否一致？当媒体的形态发生变化时，媒体职能是否也应随之转移？当面临“报纸必死”的争论，乃至生存危机时，媒体职能是否也在变化？

　　从日本的煤矿事故，笔者联想到国内这些年的矿难，或许是因事故多造成受众麻木，总归一个模式，矿难时报道云集，矿难后毫无声息。

　　我一直在想，媒体是不是该在设置议题时考虑一下，那些遇难者的矿工背后，一个家庭失去顶梁柱之后的生活变迁？“标价20万”的行情，是否足以替代一个矿工对家庭的支撑？一次次的矿难，一个个生命的消逝，对媒体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那些被关闭的煤矿，对当地生态及民众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没有了煤矿，那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何转型？有多少成功，有多少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想到的，或许都不是约定俗成的新闻“沸点”，都远离新闻的热力场，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成为新闻，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媒体职能。

　　关于媒体的职能，陈力丹教授曾结合拉斯韦尔和查尔斯·赖特的观点，概括为四点：1.对环境进行监测；2.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关系；3.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4.提供娱乐。

　　而与“矿难”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算不算是“环境”的一部分，是否应该列为媒体的“监测”范畴？

　　举一个典型的案例。2003年春天，SARS病毒来袭。为抢救生命和控制疫情，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诸多患者因此出现股骨头坏死症状、肺部功能障碍和其他药物副作用反应。大部分人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难以自理，严重者不得不更换股骨头关节。

　　十年后，那场公共卫生灾难被再度提起，“非典后遗症患者”进入公众视野。这十年间，这个群体被习惯性遗忘了。非典时期，全国报告的非典后遗症病例是5000多例，死亡349人。现在，在北京免费治疗的仅150人左右。那么，还有多少病人未能进入免费治疗行列？他们的境况如何？他们又是怎样独自与命运抗争的？

　　从这个角度看媒体职能，不管是“记录”，还是“影响”，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既是在通过“记录”来“影响”，也是在为了“影响”而“记录”。二者最大的敌人是“遗忘”，或者说是“有选择地遗忘”。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