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宪阁

　　1988年，已由新闻人改行为史家的唐振常，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及他的老东家大公报：“‘文革’炮声一响，立即消灭。近年时有恢复之说……但是，也有人斥之为阴魂不散。阴魂不散，必有冤屈，曲而得直，不知其为无期还是有期？”其沉痛感可知。其子后来回忆说，唐先生的这种感情，“越到晚年，越发强烈”。

　　这显然和他的经历有关。1946年6月，唐振常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随后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了七八年（后来又到了文汇报）。先后当过记者、编辑、采访主任、文艺部主任。这段经历，他概括为“轰轰烈烈，空空洞洞”：“搞新闻这些年虽然所写文字很多，但能留下的不多。全国解放前所写的，已成明日黄花；建国以后所写的，总离不开当时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社论文章尤其如此。这些文章大多是应命之作，当时是轰轰烈烈，时过境迁，回头看看，没有实在的东西，只能与时事同成过去。所以说是空空洞洞。”

　　相对而言，真正给唐振常留下深刻印象的新闻经历，多半还是1949年前的大公报。也因此，对这份报纸及相关报人群体的忆述，体现出的已不仅是他个人的情感，更体现了一种历史的沧桑。关于1949年前后大公报香港版的转变，即为一例。

　　那时候唐振常恰好离沪来港，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香港版复刊之初即为领导层的费彝民等，对大政方针之决定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亦不可忽略复刊后的“新闻取舍，言论和副刊文字，已经逐渐和内地三馆的报纸不同了，其中尤以副刊‘大公园’最为突出”。所以唐振常认为，谈香港大公报，“不能忘记全体同人明里暗里的实践，不能完全归功于领导的决定。且在时间顺序上，同人暗自的或者说是自发式的实践，尚早于领导的决定”。

　　有些文章过分强调杨刚的作用，唐振常不以为然。他极为尊敬这位前辈、同事与领导。他感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凡事杨刚“都和我们这些阅历尚少的年轻人商量，所谓走群众路线，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也正因此，唐深信：把杨写成单枪匹马的女党代表，不合于事实；她如有知，也未必同意。至于后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以及一系列的激烈批判，亦不能简单归因和怪罪于杨刚。

　　还有文章称香港大公报的转变为“起义”，唐振常认为“实不可解”。他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对王芸生何以曰投降、萧乾何以称起义，给出了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王芝琛曾据相关史料写文章驳斥起义之说，发表前寄来。唐看后改其题为：“起义云乎哉！”此后一直坚持这个立场，为大公报声辩。

　　唐振常始终相信，香港大公报转变之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报社上层决策而言，周太玄、杨东莼两先生的功绩不容忽视。此外，王芸生、费彝民、杨刚等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可惜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些人均已逝矣。老报人里面“明白此中原委者，只余李纯青公一人了。李公多病，不能命文，那么，这段史实或将湮没不明了”。

　　正是由于这种危机感，唐振常觉得有必要趁有生之年为大公报辩诬。比如关于小骂大帮忙的问题，正反双方各举出若干事例为证。这样的辩论，在唐看来谁也说服不了谁，将永无结论。根本上，还得注意迥异于西方商业化特点的中国报业，即“文人论政这个特殊的格局”。简言之，就是本知识分子之良知，据人民之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其所批评，也许有不准确，甚而不正确，但绝非基于一党一派之利益。由此立论，就无所谓小骂大骂、小帮大帮。

　　循此思路，唐振常认为不难理解1949年以后王芸生等老大公报人的一些言行，因为他们坚信献身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文章报国，素志可达”。换言之，他们坚持文章报国的初衷未改。由此亦不难理解，为什么王芸生和李纯青会一度认为：大公报将来会是全国政协的报纸；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将如同苏联的《消息报》之于《真理报》。王芸生甚至还打算，将来要按照以往习惯派记者出国；一次闲谈时，还要唐振常赶快把丢了多年的英语拣起来。可惜，这些后来都未实现……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