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都的成功，得益于“新闻理想主义”
　　南都（即南方都市报）是中国零售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民间很受欢迎，也是很多政府官员案头必备的报纸，但这并不等于官员喜欢南都。
　　恰恰相反，大多数官员都怕南都，甚至连来自南都的正面采访都不敢接受。中国官员读南都，一为猎奇，二为避祸。在私下里，他们往往会不遗余力地“妖魔化”南都——这一切或许正是南都的价值所在。
　　与其他纸媒相比，遭受官方歧视和边缘化的南都生存环境更恶劣，但它将根系顽强地伸展到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南都的成功，得益于它的“新闻理想主义”和它不同于其他媒体的内部运作机制，甚至它被边缘化的地位，更得益于那一群维持南都日常运作的有良知的媒体人——尤其是那一群工作在新闻生产最前线的年轻的“鸟”记者。
　　“鸟”记者，自然是一种歧视性与侮辱性的称呼——这是那些有权有势，同时又害怕有人将他们见不得光的地方曝露在阳光下，从而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人群对记者的蔑称。中国的官员对于那些“不听话”的记者似乎一向不太友好，这从近几年来接连发生的跨地域抓捕无辜记者的事件上可见一斑，更别说记者们在日常采访过程中遭遇到的被拒绝、被辱骂、被殴打的事件了。甚至，连他们养的“看门人”——我说的是仗着主子的威风“牛气冲天”的保安——也可以对记者肆意辱骂：“什么‘鸟’记者，没有看见我们领导很忙吗？”真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即“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可见其奴性之根深蒂固。
　　记者的神圣职责就是把真相告诉民众，然而，真相却可能伤害那些为了维护自己的即得利益而故意隐瞒真相、欺骗民众的人。因此，对一位真正的记者而言，为某些人不喜欢未必不是记者的荣耀。在此意义上，“鸟”记者的称呼其实是对记者的公正、无畏、真诚和良知等品质的肯定——权力烙刻在记者头上的侮辱性的记号，必将成为记者的骄傲，边缘必将成为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带，“鸟”也必将成为在广阔的天空飞鸣自在的鸟，成为“自由”的代名词。 
　　（宕子/求是理论网2010-4-14）

　　善待“乌鸦嘴”
　　一个组织当中，好坏消息都有。谁都希望总是听到好的消息，不希望听到坏消息。事实也常常是，向上传的好消息不但能迅速通过，还会被层层放大；向上传的坏消息则会层层压缩、删减或者干脆不让通过。但上层完全为好消息包围的组织，是个不健康的组织。
　　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导致坏消息难以上传。我们有没有可能同样利用人趋利避害这一本性，设计传达坏消息而获利的制度安排呢？回答是肯定的。其实古代的言官系统，就是类似的制度安排，即使不因传达坏消息而获利，起码不至于获害。
　　设计传达坏消息的系统，我姑且称之为乌鸦嘴系统，其成长发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要相对独立于组织的层级体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宪政架构下，最有可能担当“乌鸦嘴”功能的是媒体和知识分子。
　　媒体和知识分子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行政层级，有其独立的赏罚体系。捕捉大众的眼球，扩大发行量和收视率是媒体发挥社会功能的独特方式。有时坏消息常常更能吸引大众，显然，这里乌鸦嘴功能对媒体来说是利而不是害。知识分子无不追求其知识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对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来说，批评和揭露有时更能扩大其社会影响，“乌鸦嘴”同样有可能带来的是利而不是害。
　　所以，重要的是政府与媒体和知识分子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良好互动的前提是相对独立的地位，如果后者完全消融在前者的体系架构当中，其乌鸦嘴功能就会完全丧失。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当中，还需要一些“乌鸦嘴”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乌鸦嘴”功能的担当者有相当的宽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晓平/《人民论坛》2010-4-14）

　　“中国新闻立法”研讨
　　2009年11月17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了“中国新闻立法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与会人员探讨了中国新闻立法的难度与可行性问题。摘编部分内容如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占阳：中国新闻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中国新闻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的改革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转向新一轮的改革，经济体制上着重于分配制度的产生，政治领域推进民主化法治，中国才有大的发展机会，国家才能保持长治久安。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新闻自由上。没有新闻自由的发展，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一盘死棋。新闻自由需要法律保障，保障新闻自由的法律是整个国家命运大棋盘当中关键的一步棋。
　　其次，中国新闻立法的渐进性。新闻立法是整个民主法治的细化和完善。新闻法三十年来一直没有制定出来，我认为这是大环境不具备。再者，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现代化，进而推行新闻立法。中国必须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推进立法，而这一立法必然是建议性的立法。我们应想尽各种办法，在现有的各种法律里面加上相关的保障新闻自由的条例，这种渐进式的立法是比较实际可行的。
　　香港树仁大学新闻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魏永征：《新闻法》的问题不是立法问题
　　《新闻法》的问题不是立法问题，而是涉及实际制度。实际制度、《宪法》的有效性和传媒制度，都会影响到《新闻法》的制定。《新闻法》的制定还涉及与《宪法》衔接的问题。推进新闻自由，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努力，而不是法律条文就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媒介是党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共产党的组织比作国家政权的神经，那么媒介就可以比作经络。国家如果没有共产党这一领导系统，政权就会瘫痪。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中国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媒介应按照党规来运作而不是法律。在中国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是纪律下的自由。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展江：法国《新闻法》值得我们借鉴
　　法国的《新闻法》是全世界可以仿效的对象。在法国，《新闻法》的地位和《宪法》基本上是接近的，或者说就是作为《宪法》的一个部分。法国和中国法律制度比较接近，在微观层面上法国《新闻法》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法国《新闻法》中对新闻侵权的形式、隐私权等都有特别的规定。法国《新闻法》里还有一些相对特殊的规定，如回应权。为了充分照顾传媒业，法国还设有一些特殊的机构和特殊的人员。如巴黎的法院有专门处理新闻诉讼的新闻庭，还有专职的代理与媒介相关诉讼的律师事务所。
　　我们之所以讲新闻立法而不是媒体立法，是因为现在重点还是放在新闻领域，娱乐、广告、所有权问题应该是广义的媒体法管辖的内容。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舆情应对能力是种什么能力
　　“舆情应对能力”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妨先从反面来回答的问题——“舆情应对能力”不是什么。
　　事实上，当一个地方政府需要应对舆情时，那就往往说明该政府已经面临舆论的发问、质疑乃至追责了。我们知道，遭到怀疑与追问乃至批评后的态度会有不同。这种种态度，也能构成某种能力。像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因为其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都足堪称道，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舆情应对能力。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则被判定为应对严重失当，其舆情应对能力也就不足为训，不能让人心悦诚服。
　　舆论追问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不容颠倒的是非黑白，所以,应对舆情就不可能成为一项不关照公平正义的技术施工。依照最近南方周末的报道：最近三年拆迁拆出人命的地方，一把手统统安然无恙；个别低级别的倒霉官员，也不过是换个岗位而已。这样的官员问责，只能是应付舆论的伎俩，而绝非真正能够应对舆情的能力。
　　与互联网在公共生活中初有担当、监督公权时不同，地方政府已经从不知所措变得渐渐适应，甚至也能熟练利用网络特点主动出击。选择周末或节假日前发布消息，掌握节奏冷却网络热点……这些不一而足的策略，只是锯箭的能耐，也远非真正可以应对舆情的法宝。
　　因为，那些仅仅被压制、被敷衍、被算计的舆情，并不会真正地消失、真正地终结，它们就像未曾寻到出口的情绪一样，日积月累，左冲右突，总会在下次的机会中喷薄而出。这样的过程，政府与相关官员的公信力，不会因此而得到修补，反倒只会更加雪上加霜，每况愈下。
　　有了上述的思考，应该可以尝试来正面答一答题。地方政府应对舆情的能力，万流归宗，只在一点，那便是对于公义的信仰能力与维持能力。舍此而谈舆情应对，便只是权宜之计，便只是无根之木。  
　　（南方都市报社论/南方都市报2010-4-13）

　　媒体“拔高”，老百姓心里“拔凉”
　　多年来，我们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先进人物”时，往往习惯于采用有道德拔高之效的说法。殊不知，只要一拔高，就不再是被报道对象的本来面目，就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而只要不实事求是，到头来就会毁损报道对象的名誉，毁损新闻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什么道德拔高现象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有关方面认为，为了达到良好的目标，可以不在意手段。为了达到目标不在意手段，是很可怕的。既然讲道德，当然要强调实事求是。为了弘扬优秀道德（良好的目标），就在宣传工作中堂而皇之地不实事求是，岂不形成了极大的讽刺？为了追求奥运会开幕式的完美效果，就可以让漂亮的小姑娘在台前摆口形，让嗓子更好的小姑娘在后台唱。为了在大学本科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一些大学就可以公然编造教案。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声誉，一些单位就可以掩饰错误，拒不处理该处理的问题……
　　总之，道德拔高，只是“为了实现良好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一行为的具体表现之一。要建设和谐社会，各级组织就必须将实事求是的精神落实到日常行为中，媒体更得带头实事求是。老百姓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是寄予厚望的，如果连媒体都不实事求是了，搞什么道德“拔高”，那就会导致老百姓的心里“拔凉拔凉”。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科技日报2010-4-9）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４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