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改革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也应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大变革解放生产力，不仅促进经济大发展，也必然涉及生产关系，触及政治体制，涉及意识形态等。我国已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全社会各个关节都在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在政治上是利益重组，要重新摆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制度上要除旧布新，思想上要与时俱进，以求在新的平衡点上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意味着，过去僵化陈旧的意识形态说教不但已不适用，而且会成为改革最顽固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不顾世界民主潮流激荡，死抱既往意识形态教条，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保护其特权。所以，改革一定会有思想领域的斗争，改革是与陈旧观念告别，是新旧利益的博弈，改革的推进总会有阻力、有论争，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思想交锋，都要为破除僵化陈旧思想意识耗费精力。
　　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破除了“两个凡是”观念的羁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进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从而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旧枷锁之后，才有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破浪扬帆，才有了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这既让我们看到了新思想的威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旧思维的顽固，使我们感觉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思想论争的重要性、必要性。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
　　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紧绷的社会唯命是从，唯唯诺诺，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就会失去活力，人民侧目而视，不敢说话，有错无人敢谏，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历史表明，当权者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改革时代需要思想的支撑，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当政者应尊重他们，左、中、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只需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以权力来裁量真理往往是最愚蠢的举动。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让思想市场有货可售，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特征。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人民论坛》2012年11月上）
　　
　　
　　传统媒体进军新兴媒体，要在技术上掌握主动权
　　读报纸还是读微博，听广播还是看视频，信电视还是信网络？信息时代，我们每天都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游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信息接收和消化方式，也在此消彼长之间见证舆论生态的变化。
　　如何看待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如何在新的舆论生态中准确把握新兴媒体的脉搏，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充分互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新兴媒体改变了现代人表达观点的方式，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交际方式。但是，应该认识到，新兴媒体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网络改变生活前，电视曾经是新兴媒体；在电视机走入千家万户之前，广播曾经是新兴媒体；在广播传到大洋彼岸前，报纸也曾经是新兴媒体，而且他们都曾经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美国大众媒体学者德弗勒描述当年美国人喜爱广播时说：“经济来源窘迫的家庭也许把家具还给贷款公司或拖欠房租，但他们死抱住收音机不放。”这样的痴迷，与今天紧握手机24小时更新微博的我们没有太大差别。
　　任何新媒体的出现，都会对当时的传统媒体、传播方式和舆论格局产生冲击，这是正常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网络新兴媒体之所以对舆论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它改变了受众被动地接受信息的过程，模糊了“读”与“写”、“传播”与“受众”、“主流”与“非主流”、“权威”与“非权威”的界限，这是以前任何时代的媒体和舆论环境都不曾遇到过的。
　　两年前，微博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人曾经说，微博是报纸最大的危机，“微博有10万听众就相当于办了一份报纸”。时过境迁，今天，微博却是报纸运用得最好，也是运用得最有效的新兴媒体。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主流大报都开设了微博，在与微博信息的互动和补充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因此，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并非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传统媒体只要使用得当，完全可以在今天的新媒体阵营中大有作为。
　　新兴媒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今天，技术与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很多技术本身就成为媒体。邮箱、论坛、门户网站、社区、博客、网络视频、在线阅读、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同时，新媒体的传播、应用方式也更加多元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传统媒体进军新兴媒体，需要在技术上掌握主动权。近年来，无论报网融合的发展，新的业界形态的运用，移动终端的开发，传统媒体几乎涉及新兴媒体所有的领域。但仅仅追随技术的脚步是不够的，传统媒体应该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技术创新道路，培养技术创新人才，在当前激烈竞争的互联网技术浪潮中，把握先机和主动。
　　掌握技术的工具，还应该遵循技术的规律。今天的网络新兴媒体突出平民化和个性化，门槛低，注重互动与交流。这些特点都说明，我们不能像制作报纸一样制作新兴媒体的内容，也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思路来理解瞬息万变的网络信息。掌握新媒体传播技巧，揣度新媒体受众心理，利用新媒体自身优势，才能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传统媒体不能仅将新媒体作为业务的延伸，更不能将自己变成网络舆论的扩大器和追随者，而应从更高层面上进行设计，打造一条全媒体生产链，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充分互动，为传统媒体的转型赢得一个更好未来。
　　（人民日报记者于洋/《人民日报》2012-11-20）
　　
　　
　　传统媒体如何“数字脱困”
　　经济学再怎么厚重，其根本就是“稀缺”两个字，所有的利益都来自稀缺性。媒体依靠两样稀缺的东西来建立它的商业模式。其一，内容；其二，说话的渠道。媒体依靠专业的采编制作队伍向大众提供他们自己无法取得的内容，由此进行交换，是为收费阅读（观看）。另外，媒体由于有大众传播力，可以让企业或政府向大众发布信息，由此换来收入，是为广告。但在数字互联网时代，这两样稀缺性都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先是Web1.0，也就是以门户为代表的免费信息超市的出现，让媒体的第一个稀缺摇摇欲坠；然后是Web2.0，内容加剧了爆炸性的供应，让九成九以上的媒体遭遇切肤之痛。更重要的是，Web2.0不仅让用户贡献内容，也让企业可以贡献内容。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电商之间的价格战，其先后逻辑便是如此：企业在微博上免费喊话，媒体跟进报道。在我看来，第二个稀缺性的失去，对主要以广告为商业模式的媒体，才是致命打击。
　　于是媒体开始反思自己的商业模式，重新定位自己的稀缺性。关于第二个稀缺性的问题，目前是这样解决的：媒体充分投入到社交网络中，在Web2.0的世界里树立自己的广播渠道。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企业或其掌门人都有6位数以上的粉丝，“说话的渠道”看来还是有点价值，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不过要注意的是，中小企业对细分相当敏感，媒体在社交网络上所吸引到的跟随者，以及向他们推送的商业信息，还要多多考虑“细分”的问题。
　　至于定位第一个稀缺性，媒体的手法是两个：提高内容质量外加收费墙。但这是不可能速成的。媒体所报的信息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某名人参观了某地。这属于简单事实。但信息消费者不满足于光消费这点，他们还想知道：这个名人如何参观的，为什么要参观，参观后有什么后果？我称为“解释性信息”。就简单事实而言，所有媒体都是一样的，但“解释性信息”，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一个在市场上有足够威望的媒体，容易用更小的成本去获得更具分量的解释，比如记者出去采访相对容易被接受一些，邀请专业人士撰写评论也相对容易一些。这反过来又使得这类媒体的威望更甚，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阅读它们。
　　这也正是《纽约时报》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成为数字时代传统媒体的榜样的根本道理：它们的解释是稀缺的。这个良性循环，没有时间的铺垫几乎不可能，要知道，前者有160年历史，后者是170年。这种积淀是不可能速成的。
　　但大多数媒体并没有这样的本钱。我很难想象它们建立收费墙后会是什么后果，它们自己都难以想象，故而跟进者并不多，特别是我们国内的媒体。在总体上信息供大于求的数字时代，我承认，媒体还是有非常少量的独到内容，但如果仅仅靠这个，用直接收费的方式就想数字脱困，未免太简单。
　　或许，我们的媒体人士在考虑媒体的未来时，更多的目光应该投向这个范本：杭州《都市快报》旗下的“19楼空间”，它是个本地化生活社区。这个目前已经坐拥上千万用户、估值上亿元的网络公司，才是不折不扣的传统媒体数字脱困的样本。它绝不大搞内容收费阅读。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魏武挥/《东方早报》2012-08-23）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