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笨”可以改变，思想僵化难办

　　3月14日，某报一篇题为《媒体应从执迷八卦中抬眼看世界》的社评，从记者问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最近有人把死猪“江葬”是不是因为付不起死猪的火葬费谈起，扯到官员的“嘴笨”和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以及“全社会要适应”这种“沟通不好”。

　　我一个字不贪污地把这段评论引录在下面——

　　“中国必须解决官员同舆论的沟通问题，这不意味着在每一个具体事件中真能‘沟通好’，而是要形成对‘沟通不好’的全社会适应。社会应当知道，中国官员们嘴就是有些‘笨’，有时会‘越抹越黑’，中国体制在这方面的缺陷一时改不过来。舆论不应紧逼现在的官员们都去练‘作秀’，我们应在更宽的舞台上检验他们的真诚。”

　　这篇评论还有诸如“中国已成为全球执政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舆论厌倦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逐渐扎进了八卦世界”等奇特的观点，我在这里不一一引录了。

　　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有了新闻发言人，负责回答媒体记者的问题。一些特定时间或场合，主管官员还会亲自上场，直面记者的提问。

　　有一个问题，似乎经常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那就是记者不是吃饱了饭撑的没事干去找官员提问，提问是记者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公众关心某件事情，不可能都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去找官员问个明白。记者就是代表公众去问，官员回答好记者的问题，也就是间接通过记者的笔和嘴做群众工作。马克思、毛泽东都给报纸写过大量文章，包括新闻消息和时评，其实就是干的记者工作。他们直接充当记者角色，或许是因为他们深刻了解记者、舆论与公众的关系。

　　官员同舆论“沟通好”或“沟通不好”，不是官员们嘴有些“笨”的问题，也不是都去练“作秀”就能解决的问题。俗话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不是谁嘴上功夫天下第一，谁就可以是一个称职的官员了。从电台、电视台主持人里出来当官的毕竟是少数人。若是谁嘴皮子利索谁当官，那传媒大学早就该改行政学院了。

　　现在的官员嘴并不“笨”，而是思想过于僵化，总是喜欢记住几句套话，以不变应万变。这怎么行呢？一出现事故问题，就是“影响不大”，就是“群众情绪基本稳定”。新华社消息称，嘉兴市针对死猪投江事件采取5条措施，其中第一条是坚决落实已有的流域巡查保洁值守工作，杜绝死猪通过河道流至嘉兴界外。假如你是嘉兴市民，你有何感想？死猪不流界外，流哪里去？这事发生后，官员回答“水质安全”，而大多数人不光是关心水质安全，从根本上就觉得这个水太恶心人了。这点常识性的问题，头脑清楚的人都能明白。嘴再“笨”的官员只要思想没有僵化，也知道应当怎么回答。“越抹越黑”不是因为嘴有些“笨”，而是答案太不靠谱。这种“沟通不好”大概全社会很难适应，只有极少数麻木不仁的人才能够适应。真有嘴“笨”的官员，我建议不妨交几个记者朋友，肯定比整天泡在商人朋友那个圈子里，对自己的工作更为有利。当然，对外讲话前若能事先听一听记者的意见，更能有助于同公众“沟通好”。

　　（北京晚报评论员苏文洋/《北京晚报》2013-03-15）

　　党政干部不要错误理解媒体的社会角色

　　近年来，由于网络舆论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以及对传统媒体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舆论环境。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中，由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形成的巨大舆论效应，不仅给各级党政部门带来了舆论引导的新机遇，同时也在考验着党政部门的执政能力。

　　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和干部在应对媒体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当危机事件、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部门和干部在应对媒体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将媒体简单地视为令人讨厌的麻烦制造者。他们要么错误理解媒体的社会角色，质问媒体到底是为政府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要么对媒体避而不见；要么千方百计地阻挠媒体的采访报道。似乎只要媒体不报道，危机就不存在。这种对危机事件与媒体关系的认识很值得商榷，它颠倒了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本原观。按照这种观点，事件本身并不会构成危机，反而因为媒体的报道构成了危机，只要媒体不报道或者按照施控者的某种意图去报道，再大的危机也不成其为危机。尽管危机事件中如何应对媒体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将危机归咎于媒体的说法，显然是逻辑的颠倒，是对媒体的妖魔化。

　　我国的新闻事业在传播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还肩负着反映社情民意、表达人民群众愿望与呼声的职责。由于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党政部门与媒体之间应该是在这一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相互协调配合关系。但是，现实中一些党政部门和干部将这种关系错误地理解成了猫鼠关系，特别是在危机事件中，应对媒体几乎成了一场猫鼠游戏。这是上述将危机错误地归咎于媒体带来的必然结果。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除了部分党政干部自身认识不到位外，也与一些应对媒体的培训和研究所产生的误导有关。一些不负责任的培训和研究，将记者描述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描述成为了生计不得不去歪曲、拼凑新闻的江湖术士，这不仅是对记者工作的极大误解和不尊重，也是对新闻事业社会功能及其本质属性的曲解。不排除极个别记者为了生计或名利做出违背新闻伦理道德的事情，但是用讽刺甚至是贬损的语言来描述记者，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正确的。

　　公共管理部门与媒体之间，应该是在依法信息公开和满足公众知情权基础上的一种沟通关系，如何及时、有效、真实地向社会公开信息，是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公共管理部门应对媒体的核心。如果应对媒体变成了对付媒体，公众还能够寄希望于公共管理部门的诚意来满足知情权吗？一个千方百计对付媒体的部门或新闻发言人，在公众心目中不仅不会有良好的形象，也是缺乏公信力的。

　　（翁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回味铁道部去年的辟谣

　　两会无疑将左右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尤其是重要领域的改革。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政府机构改革，其中铁道部的命运备受关注，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此期间表示支持改革，而最新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也显示，铁路将政企分开。然而，回顾此前的改革进程，不难发现，今天获得这一成果颇为不易。细心的读者应该记得，去年年底《经济观察报》报道《筹组三大集团铁道部政企分开》，被铁道部方面辟谣，该报此后在头版致歉。

　　改革方案印证了报道内容，或许此报道的确存在不规范之处，但从它掀起的波澜，以及当时铁道部方面的坐立不安，足可看出，支持与反对的确有过交锋。今天，很多网民怀念报道记者那句“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所以我淡定从容”，相对而言，文章的报道失范可能很少被人提及，而作为记录中国社会改革的注脚，则很难被遗忘。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特约舆情分析师何小手/《新民晚报》2013-03-11）

　　讲道理、讲清道理，无比重要

　　人的观念改变了，文风就能够改变；而人不真变，文风也是改不了的。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种霸气十足的文风。那么，这种文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表现在一些惯常用语和句式当中。比如“必须……”，必须怎样怎样。我并不反对这些“必须”的原则和结论，但是如果它们不是文件指令，不是社论宣示，而是欲以理论探讨的方式，向读者说明道理、意在令读者信服的文章，那么在这些“必须”前面，就必须多予阐释，说清“为什么”的道理，然后才能令读者心悦诚服。

　　又比如某些文章的一种论述方式，即以“唯有……才能……”的句式来肯定自己的论点。然而，“唯有……才能……”的逻辑关系中，往往缺少不了一个中介，那还是一个“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的充分论据和论述，就显得像是霸气十足的宣判，而不是平等探讨、说清道理的现代论述方式。没有以理服人的态度和论述，人们凭什么来接受你的结论。其实哪怕论点相左，只要你的论题重要，论据扎实，论述充分，人们都会认真阅读，以至心悦诚服地接受，并用来修改自己既定的想法。

　　可以说，在今天，任何重大举措，没有共识，寸步难行。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需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时代，讲道理、讲清道理，无比重要。于是，为什么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道理，也必须讲清。千万不能迷信于自己身居显要，就口气威慑。21世纪要靠威慑的方式来让人诚服，我不敢说没有效果，但难乎其难了。

　　其实，马克思首先讲清了这个关于讲道理的道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推出了两个相对的手段：“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前者是指物质化的对立面，只能用物质化的手段来予以解决，如用战争、暴力、枪炮和相关的强制，对付战争、暴力、枪炮以及各种强制。后者是指精神化的对立面，只能用精神化的手段来予以解决，即用说理去对付错误的言论、观念、思想。围绕这两种手段，马克思说清了几个道理：

　　一是物质与精神这两种手段不能互相替代。

　　二是物质与精神这两种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三是转化的条件是发挥理论的“说服”功能，即“理论只要说服人，也能掌握群众”。

　　四是理论的“说服”功能依赖于理论的“彻底性”，即“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五是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通俗的解读：摆事实讲道理，抵达事物的本质。

　　关于讲道理的道理，即讲道理的重要和必要，马克思说得非常透彻。可惜的是，很多人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却对马克思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态度；在行动中，实践中，“武器的批判”经常替代了“批判的武器”。譬如，用强制以至于暴力的手段应对异己的观念、理论、言说；表现在文风中就是霸气十足，蛮不讲理；不论述，无论据，依靠声高嗓门大，营造威慑，恰如民间说法：嘴大就是理大。

　　仔细想想，60多年来，我们有过的挫折和不幸都曾在相应的文风中体现出来。在这最需要讲道理的时代，“改文风”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讲道理、讲清道理的自觉。此时此刻，重温马克思关于“批判的武器”的论述，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意义重大是无疑的。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沈敏特/《解放日报》2013-03-07）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