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等西方媒体在涉香港报道上的尴尬　　2019年全球抗议活动频发，但美国等西方媒体在对全球暴力事件的报道中，缺少平衡、客观及批判性

　　美国等西方媒体在涉香港报道上的尴尬

　　2019年全球抗议活动频发，但美国等西方媒体在对全球暴力事件的报道中，缺少平衡、客观及批判性报道原则。瑞士《新苏黎世报》近日刊发署名马蒂亚斯·穆勒的文章认为，美国等西方媒体双重标准非常突出。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1.美国等西方媒体在涉港报道和对其他国家报道中呈明显两面性。一是体现在报道数量上。fair.org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进行的调查显示，上述两家媒体对香港的报道数量、密集程度远高于同样动荡的智利、厄瓜多尔、海地等地，尽管过去几周上述国家伤亡人数和被逮捕者人数明显更多，事态也更加严重。截至2019年11月22日，两家媒体共刊发737篇涉港报道，36篇涉智利报道、28篇涉海地报道、12篇涉厄瓜多尔报道。二是体现在报道基调上。研究显示，2019年10月份香港暴力升级以来，CNN和《纽约时报》仍坚持以“民主抗议者”称呼上街示威的人，但对智利和厄瓜多尔的示威者则称为“暴乱分子”“纵火者”“匪徒”。两种人做同一件事，报道却不是一回事。

　　2.以《纽约时报》和CNN为首的西方知名媒体在涉港报道上高度扭曲、偏离事实。在上述两家知名媒体高度片面关注香港警方“暴力镇压”时，被暴力示威者打死的70岁老人在两家媒体看来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暴力示威者用弓箭袭警一事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被轻描淡写成“警察被箭头所伤，原因是示威者试图反抗暴力镇压的警方”。据fair.org调查显示，CNN的报道画面中出现的示威者自制的炸弹与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恐袭事件中造成大量人员死伤的炸弹威力相当，甚至更大。但CNN对这些无节制使用暴力的证据视而不见，依然将其美化为“民主抗议人士”，严重偏离事实。

　　3.号称“客观独立”的美媒实则严重“政治化”。美媒对于有无外国势力介入香港局势的报道显示了涉港报道被毒化。对美国保持理智的西方外交官普遍认为，从美国过去在智利、伊拉克、尼加拉瓜及其他地区的动作看，此次美国极有可能插手了香港局势。但如果与美国记者探讨这一点，他们会坚决否认。因为美国支持厄瓜多尔政府，厄的暴乱在他们看来就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恶意干预的结果。美国的盟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4.知名美媒双标报道的原因或许仅仅因为他们与香港暴力示威者有共同的“敌人”，即崛起中的中国。所以，为香港暴力分子辩护已写入美国媒体的基因中。

　　5.目前美国等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已背离媒体使命。《纽约时报》和CNN以及其他西方媒体上述此类双标的报道只会帮倒忙，媒体原本的使命应该是与各方保持距离、批判性地报道，指出真正的问题，而不是现在这样。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1-06）

　　提升媒体的数据能力

　　作为融合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之一，“数据能力”已然成为媒体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关键因素。近几年，传统媒体虽然认识到数据新闻的重要性，但在新闻数据化方面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传统媒体既不掌握大数据，也没有能力做好数据挖掘；既验证不了大数据的真伪，也缺乏数据可视化的足够能力。从数据来源上看，除了国家统计局开放的数据资源以及上市公司披露的有法律效力的数据信息可以被媒体直接使用，大量行业的数据都分布在相关的平台之上。如共享出行的数据多为滴滴等平台占有；网络零售的大数据多为阿里、京东、拼多多等占据，这些具备极高商业价值的数据被企业充分保护起来。行业数据的分布呈现出“数据孤岛”的态势，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彼此连接，让媒体无法触及。

　　其次，在内容分发上面临“数据卡脖子”问题。近年来，传统媒体进驻“今日头条”这样的资讯平台，开设专门的媒体账号，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扩大了传播内容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的获取更多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效果，原因就在于算法这一“把关”机制。在传统的传播结构中，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受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媒体知道自己的内容可以影响哪些人，可以将这一部分影响力转化为广告议价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新闻业务的发展。但在基于“算法”的分发模式下，传统的“传—受”结构被打破，媒体所传播的不同内容会到达有着不同“兴趣标签”的群体。因此，在内容分发平台上，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稳定的受众群，其既丧失了稳定的舆论影响力，也丢失了可以变现的广告资源，最终可能沦为算法平台的“内容民工”。

　　全方位提升媒体的数据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在思想上要高度认识数据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传统媒体必须基于新的生态带来的新要求，对自身新闻采集、新闻生产、新闻分发以及效果反馈这一系列的环节，整体性地进行数据化的重构和优化，才有可能在新形势下站稳脚跟，更好地推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其次，在行动上要把数据能力建构摆在紧要位置。传统媒体要做好舆论工作，自身必须拥有可控、可靠的“算法”。这种“算法”除了研究受众喜好以外，更需要加入主流价值观的引领。

　　再次，在人才培养上要围绕数据能力做好工作。在引进专业的数据人才的同时，传统媒体也亟待通过开展培训，强化从业者的数据意识，推动存量优化；并从数据采集、数据挖掘、数据呈现等多方面，全面提升从业者的数据能力。

　　（中国新闻社经济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周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1-02）

　　短视频与直播交互给版权保护带来利好

　　刚刚过去的2019年，短视频市场规模节节攀升。《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直播行业市场规模为516.2亿元，而短视频的市场规模已达467.1亿元，比前一年同比增长了744.7%。

　　直播与短视频的交互给产业和商业模式都带来了新的变化，而直播下沉、短视频崛起的大趋势，无意间给版权保护也带来了一些便捷和利好。

　　直播易逝维权难的困境悄然发生改变。

　　一旦直播的侵权内容被固化成短视频的形式并且上传到了平台，这种行为本身就直接侵犯了版权方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即便该视频是用户自己上传的，但倘若平台对此行为是知晓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平台也可能会一并承担帮助侵权的责任。

　　在此情况下，平台的注意义务和担责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2019年8月宣判的，音著协起诉斗鱼公司著名主播冯提莫在直播视频中未经许可使用音乐作品《恋人心》一案，即是最典型的事例，法院最终判决斗鱼公司上传的直播回看视频直接侵犯了版权方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游戏厂商与直播平台的利益格局开始改写。

　　游戏主播也是主播中最具个人特色、技术特征及身价最高的一批人，而因网罗大量游戏主播从而获得巨大流量的直播平台，也引来了游戏厂商巨头的版权“狙击”。2019年12月26日，广东高院公开宣判了备受关注的“梦幻西游”网络游戏直播侵权二审一案。法院最终维持一审结果，认定被告华多公司擅自在YY、虎牙平台上组织主播人员直播原告网易公司的“梦幻西游2”游戏内容，构成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赔偿经济损失2000万元。

　　该案之所以备受瞩目，最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游戏的“制作方”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直接切分直播平台的流量利益。因为直播平台赖以生存的基础内容“游戏”是由其创作的，却未向其提供许可使用费。而法院最终也支持了这一诉求。也就是说，以后在平台上直播打游戏给观众看，平台都要向游戏厂商分一杯羹，否则就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

　　长远来看，这一判决的案例影响将极其深远。游戏厂商与直播平台的利益格局已然开始改写。

　　2019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这一重磅政策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心。

　　不论是直播还是短视频，都只是网络视听内容展现给公众的一个形式，形式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化，像互动剧、VLOG等新视听形式已然开始流行，悄无声息地攻城略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任何形式都需要内容的支撑，而内容的使用和传播都需要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进行，以最终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状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米新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1-02）

　　“医患关系”相关报道的三个原则

　　杨文医生被杀案，引起社会极大震惊。有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8年，18年间记录在案的杀医案件共发生47起。回看这些案件，媒体是提供医患关系信息的主要来源，应该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扮演调节医学、大众健康知识与社会成员认知之间关系的角色。

　　首先，在涉及医患关系报道时要明确报道框架。所谓报道框架是指媒体在采写或报道一条新闻时的观察视角，这决定受众能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也会影响受众对事实的理解。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当中，它既表现在叙述语调上也表现在内容的选择上。涉及医患关系时，如果说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出于圈层利益或出于盈利冲动更多运用“冲突”框架进行内容生产或传播，那么主流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就更应该多使用“解释”框架，更好地增进医患沟通和大众认知，以便起到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其次，在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做到报道平衡。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曾发布《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有66%的中国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经历过语言暴力的占51%，超三成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同时，《中国医院管理》曾刊文分析，2011-2016年我国法院审理判决的医疗暴力案件，发现恶性伤医者大多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无业、农民、下岗及务工人员占7成以上。虽然“弱势”并不是暴力产生的理由，但从媒体报道的角度，给予这样的弱势群体以同等程度的报道力度，挖掘“弱势群体”何以成为“强势暴力”背后的信息传播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因此，在涉及医患冲突报道中，媒体就要给当事各方以大致同等的表达机会，不过度抬高某一方、不过度贬抑某一方，不在细节上加以夸张，同时还要尽量避免运用一些情绪色彩过于浓厚的标题和修饰词。

　　最后，在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做到报道专业。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力求科学性和专业性，这就要求媒体在报道医患纠纷时应对医疗卫生行业有一定的了解，能够掌握健康传播知识，抓住问题关键，并对事件核心进行把握。

　　媒体报道要做到专业还体现在要有公心和共情能力，在报道医患事件时应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着手消除患者和家属的焦虑和压力以及医护人员的烦躁情绪，普及这样的健康传播知识虽然任重道远，但媒体势在必行。

　　（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原平方/人民网传媒频道202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