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徐  锋

　　近些年，中国新闻界出现了一种“时评现象”，专家称之为“时评勃兴”。
　　其实，稍对新闻史作些了解可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四五十年里，中国时评也曾有过一度辉煌，当时之受重视程度，某种意义上来说，相比今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上世纪中叶后，中国时评进入平台期，虽几度试图重整旗鼓，最终却一挫再挫，直入低谷。直至上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渐入佳境、因言获罪的“文革”思想禁锢逐步从人们思维深处褪去，中国时评方迎来自己的第二个春天，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中国新型时评，进入了“黄金十年”！

　　时评：是“勃兴”更是“复兴”

　　1.中国早期“新闻纸”更是一种“评论纸”
　　回顾中国近代新闻业（主要是报业）的幼年时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中国“新闻纸”，更多是一种“评论纸”，并非以“新闻”为重点，而恰恰是以“评论”为主业的。
　　王韬，19世纪后期出现的我国最早的报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创办了我国近代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循环日报》。新闻史书在评价其历史贡献时，第一点必然提到“他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而他自己也坦言：我办报，就是为了“立言”。他立言的渠道，就是评论。
　　康、梁的维新运动，也是始于政论报纸，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甚至于“只有论说一篇，别无纪事”，也就是说：掀起近代一轮办报高潮的维新派的新闻纸，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评论纸”。维新派主将梁启超的政论情结，则更是特色鲜明——大名鼎鼎的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梁启超每天要为之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其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以致“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据说当时上至京城省会，下至穷乡僻壤，无人不知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大名。维新派另一人物谭嗣同也坚持，报纸要“代民立言”。他所说的立言，也是借助评论。
　　20世纪初，待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伴其出场的，也是一张张漫天飞舞的政论报纸，其中包括陈少白的《中国日报》、郑贯公的《广东日报》，以及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大陆》、章士钊的《苏报》等等，均是“排满”、“排康”言论激越，鼓吹革命，振聋发聩。而詹大悲主持的武汉《大江报》，更是因其《亡中国者和平也》等革命评论影响了新军士兵，而在武昌起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在此期间，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梁的改良派之间，也发生了持续的论战，其中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最为著名和旷日持久。而论战的主要途径，当然仍是政论文章。其双方作者包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名人，此乃近代中国报业第一次成规模的大论战。
　　及至1910年以来，新文化运动逐渐拉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幕，这一过程中政论报刊同样起到了传播思想启蒙和革命火种的重要作用。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起，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者们就高调开始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述评。紧随其后，便是青年毛泽东创办于湖南长沙的《湘江评论》，也是以述评为主，曾先后发表了毛泽东的政论、述评、杂文近40篇，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的宣传鼓动。后来的《向导》周报、改组后的《新青年》等也都是走的这个路子。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仅鲁迅等人频繁利用报刊发表杂文（其中不少也带有新闻时评的性质），连一度保守的《申报》老板史量才，也发起了以“时评”为“龙头”的新闻改革，战斗力大增，1932年更是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对国民党进行猛烈抨击。
　　通过钩沉史料，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之所以会出现政论的兴盛，原因就在于它是新兴阶级争取权利的有利斗争武器。不管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君主立宪和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暴力排满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是在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大声疾呼共产主义和武装革命的20世纪初叶，政论这种战斗力鲜明、火药味十足的评论文体，一直是中国新闻报道中异常活跃的主要形态之一，为上述各方宣传政见、推动政治变革（革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时评之兴盛，并非近年之始。当然，其论说对象、论说方式，均与今日时评有很大的区别。
　　2.今日中国新型时评再度勃兴
　　20世纪中叶，随着中国政治生活和精神世界“大一统”的出现，评论这种以批判为宗旨的文体，随之而归于沉寂。虽然在《人民日报》等党报上，仍会在关键时刻刊登出“社论”、“本报评论员”或“本报特约评论员”等形式的“评论”，但这些几乎都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不仅居高临下、拒人千里之外，而且写作风格也进入八股式的套路。总体而言，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真正意义上新闻评论在中国几近消亡。
　　这种沉寂，到了思想激荡的20世纪90年代，终于被打破。其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展现了改革的巨大成就，亦暴露了改革中的诸多不彻底、不完善甚至偏差之处；而同在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日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下岗待业群体、私企老板群体……这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的群体，有着自己强烈的利益诉求，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出于财政压力也希望媒体能部分实现“自力更生”，于是中国的新闻媒体产业开始逐渐放开，“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媒体话语空间的拓展。
　　于是，在这种种历史的“巧合”中，中国人憋了几十年的“说话权”喷薄爆发了。
　　谈起新型时评，《中国青年报》的历史贡献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中国青年报》于1998年11月在“冰点新闻”版上推出一个全新的评论专栏——“冰点时评”，对新闻事件作出清晰的理性判断，并且融入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每周见报3次。在此基础上，《中国青年报》又在1999年11月推出“青年话题”专版，刊发不同观点的时事评论，发扬光大了“冰点时评”的理念。当时，那一篇篇针砭时弊、新鲜热辣的时评，让年轻学子们如饮甘泉，也让《中国青年报》在高中和大学的受欢迎程度迅速飙升。
　　不知是否受此启发，位处华南重镇的广州报业，也瞬即形成了时评的“广州现象”。继《南方都市报》率先开设“时评”专版后，《广州日报》也整合了其原先散见于各版的“每日时评”、“新闻追击”、“都市早茶”等时评栏目，新开辟了“评论”专版；《羊城晚报》、《信息时报》、《南方日报》、《新快报》也都相继开设了时评专版。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6家日报间，由是出现了“时评战”。
　　而在此期间内，“时评热”也随之逐渐向中国内地蔓延，在一些内地报纸上也逐渐出现了时评专栏或专版。就在2008年上半年，在知名评论员刘洪波的主持下，位于武汉的《长江日报》也创办了自己的评论专版，在华中地区举起了时评的大旗。
　　与此同时，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媒体上也相继出现了“时评热”—— 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迅速扩张，《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小崔说事》、《面对面》、《央视论坛》等带有或浓或淡的评论色彩的节目也成为央视名牌栏目；新浪网、新华网、人民网等崇尚“注意力经济”的主流新闻网站，也先后将时评板块置于首页显眼处，可见其对时评的市场价值的重视程度。
　　作为新闻媒体“时评勃兴”的必然产物，时评作者群体得以空前繁荣。由于开设评论专栏或专版的媒体（主要还是报纸）越来越多，编辑们对原创时评的需求空前旺盛，面对知名度和不菲的稿酬的双重吸引，中国出现了一个独有的“时评写手”群体。与100年前的那波“政论热”主要由精英知识分子引发并主持不同，如今的时评作者身份更复杂、层次更多元，既有著名学者、知名报人，亦有公司职员、有闲公务员甚至贩夫走卒。今日中国时评圈内空前繁荣的“群众写作”盛况，也与国外成熟媒体产业的做法大相径庭，在很多国家，报纸评论专栏作者往往是相对固定的，如发行量居美国日报前列的大众化报纸《纽约每日新闻》，其评论专栏即是如此。
　　甚至于，“时评创作”呈现出“产业化”的某种倾向。一些在国内评论圈知名度比较高的时评写手，往往“出活快”且“角度刁”，更容易获得评论编辑的青睐。我们经常看到，某个作者一次性给我们投来五六篇新闻短评，让人不得不惊诧其写作速度之快。此外，在我们的来稿电子信箱里，经常会看到一些署名为“××工作室”的投稿，而且具体作者也并非同一人。这或许可以视为时评的某种“集体创作”或“流水线生产”的倾向。
　　与此同时，时评专栏作者群体也在中国开始繁荣。因为独家约写的专栏具有某种“垄断性”，而不像自由来稿那样很容易“重稿”，从而有利于媒体的某种“独家”优势，因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或名人被“拉入”了媒体时评专栏作者的行列。这种“时评专栏”与国外的“专栏”有所不同，它们往往更多地依托新闻事件来阐发观点，具有更强的时效性。

　　从社会学角度看时评复兴

　　今日中国，时评凭借何种力量得以勃兴？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1.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和力量博弈
　　通过回溯历史，将我们所经历的近30年，与上世纪头三四十年的场景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时代，却在内在的某些方面有着可供彼此参照甚至神似之处。
　　比如，我们头脑都面临着全新观念的猛烈撞击——上世纪头三四十年的国人，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民主与科学理念、共产主义等全新的舶来思想，新奇着，兴奋着；而本世纪近二十年来，我们也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惊叹于发达国家的先进程度，感受到世界日新月异的奔跑步伐，临摹着别人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经济体制。
　　又比如，我们都面临着各种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上世纪头三四十年的中国，正面临封建经济的逐步式微、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民间资本主义等）的日益壮大，更面临帝国主义持续的觊觎、蚕食和分割，如此时代，将全体中国人都裹挟进了新旧利益的交替与拉锯之中；而本世纪近二十年来，从“计划”到“市场”，旧的利益“堡垒”纷纷不同程度遭到削弱和瓦解，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变为尴尬的“下岗者”，而与此同时，以私营企业主、外企白领甚至“金领”、自由职业者等为主体的“新兴阶层”正在日益壮大，两亿进城农民脱离了土地，成为名分模棱两可、飘在城市里的“产业工人”……
　　不言而喻的是，有利益的剧烈调整、有观念的风云激荡，就必然让人们产生“言说”的冲动——而关键的一点是，在这时人们又发现，欲达到上述两种功能，正常的“用事实说话”的新闻形式，已经远远“不过瘾”、“不够用”了，因为人们更希望直抒胸臆。但同时，由于人们希望“言说”的对象，又多是现实中的热点事件，因此用“纯文学”的方式，又多少显得有些隔靴搔痒。
　　于是此时，时评便应运而生、而兴旺发达。这一新闻与杂文的“混血儿”，同时具备了新闻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接近性，以及杂文的直接性、讽谏性和可读性。
　　以一种不太严谨的推演方式，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大凡社会转型相对剧烈时期，面对激烈的利益调整和利益博弈，公众的“言说”需求必然急剧膨胀，从而导致新闻评论必然振兴。
　　2.意识的觉醒和权利的表达
　　时评这种“言说”渠道，一方面是为利益调整服务的，即如上面所述，我之所以“说”，是希望改变现状，对我有利；而另一方面，则是起到某种“减压阀”的功能，即我之所以“说”，是因为某些意识的觉醒、某些权利诉求的发育，从而对某些现状心存不平或不满，发泄出来，能够“解气”。
　　这种“言说”的自由，由宪法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显然，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法律权利，其核心是指国家的任何立法与行政活动都不得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表达权”这一说法，表达权是比选举权更大的概念，民众通过选票、媒体、讨论等都能表达自己的诉求。“表达权”的公开提出，是一个信号，表明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执政党和政府已经日益意识到，唯有让保障人民的表达权、言论自由，方能有效维护稳定、社会和谐——因为，“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而“和谐”二字中，既有说话的“口”，又有自由表达的“言”。尽管这种表达权的回归，基于中国政治生活的常识，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但其可喜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能巧妙表达观点的新闻文体，时评的勃兴，正是这种“表达权”得以声张的最直接体现。
　　同时，在个人自我意识觉醒、权利意识觉醒的今天，通过“表达权”的承认和实现，不仅实现了“减压阀”的作用，也以“民意”的名义，对社会现实起到舆论压力的反作用。近年来，针对不少部门的不妥之举，时评与新闻报道形成的合力，依托其所反映的汹涌民意，最终逼迫有关部门作出妥协，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暨南大学传播学教授董天策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时评，一旦蔚然成风，又能反过来对社会转型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转型期思想启蒙的完成可以借助时评；其次，表达自由的实现可以借助时评；再次，社会共识的形成可以借助时评。”诚哉斯言。
　　当然，不仅表达的过程能产生快感，“被表达”同样也能产生快感。当然，其前提是表达者所评论的事件、观点，正好是“被表达者”所关注并强烈希望发表评论的事件和观点。比如，当人们正在为某垄断企业的不逊言行所义愤填膺时，报纸上刊登了抨击这些言行的评论，让公众刹那间产生一种“这正是我想说的话”的共鸣——这种表达和“被表达”所引发的情感共鸣，正是新闻时评今天得以蓬勃发展的心理基础。
　　例如，2007年下半年，某位银行业巨子对媒体表示，“银行其实是弱者”。此言激起民愤，由于一般公众只是愤怒一下而已，无法更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愤慨，因此，当《垄断的银行 错位的弱者》、《银行是弱者 很傻很天真》、《银行，你的名字叫“弱者”吗》、《银行争当弱者 背后用心良苦》等时评通过大众传媒的渠道，以言之成理、理论化的表述方式对这一言论进行尽情批驳时，公众的愤怒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公开的出口，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作者为广州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助理、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