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董芷菲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是《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能有多少人相信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中国走向革命胜利，走向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呢？但是埃德加·斯诺相信。他之所以相信，并不仅仅因为感情上对中共的偏好。我认为，更多的是理性说服了斯诺。因为他的所见所闻，尤其将“根据地”和“国统区”对照，使得他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共一定会胜利。现在，我读《西行漫记》，除了赞叹他卓越的洞见以外，更多的是产生了一些怀念和反思。
　　
　　怀  念
　　由于条件限制，当时的共产党员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清苦的。即便有条件有能力，中共的领导人也没有利用他们的特权。在很多方面，高级将领和官员就和普通百姓没有多大的差别。据斯诺记载，在毛泽东家里，最奢侈的物品是蚊帐。但如果有人反驳说这是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限制，那领导人的态度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斯诺是这样写毛泽东的：“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不仅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这些被南京高价“通缉”的掌权人物，却都只有一个警卫员。
　　在对待下属和百姓时，中共高层也表现出与一般掌权人物的不同：“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兄弟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彭德怀不仅是因为直率给斯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斯诺写道：“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的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中共和红军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民的支持。否则，在当时，在那样缺少物质支持的情况下，他们是基本上不可能获胜的。这一点也正是国民党所低估了的。中共与人民亲密的关系，尤其是高层领导与人民的关系，在本书中可见一斑。
　　比如，作者这样写众人观看红军剧社的表演时的情景：“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书记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因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许多政党最初都有理想支撑，而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集团，所以，以上两点中共的优势——节俭和亲民，可以说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造就的。但我认为，中共本身的素质以及努力还是不能忽视的。
　　
　　反  思
　　在本书中我看到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斯诺虽然很支持和看好红色中国，但他还是客观地报道了红区和中共的一些不足，委婉而中立。但其中许多，我觉得是今天的执政党应该继续反思的。
　　比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艺术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和看待？在斯诺造访红军剧社时他就进行过思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总的说来，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但从广义上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
　　当时这个政策，是符合时代需求的。成功的政治宣传也是中共胜利的因素之一。但在民族国家已经建立，民众自觉意识已经高涨的今天，仍然坚持艺术的政治性第一还有多大的吸引力？
　　这段历史已经渐渐远去了。后人如我，只是通过历史课本上简略、概括性极强的文字，了解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通过这样一部至今仍然是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新闻纪实作品，我才算比较直观地感知进而理解了中共胜利的原因。○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