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边主义语境下全球话语秩序的建构

　　摘  要：鉴于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匹配的现状，中国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努力，这本是一个国家和平发展的应有权利，却遭受西方媒体的诽议。本文从“中国媒体威胁论”的新论调出发，剖析了西方媒体惯用的标签化与污名化手段及其背后“霸权常识化”的观念病因，提出要在多边主义语境中重塑国际话语秩序。

　　关键词： 中国媒体威胁论；国际传播；国际话语权；全球话语秩序

　　基于和平发展的需要，中国致力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全面、真实的中国，同时为国际舆论提供中国文化的阐释视角，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中国智慧。然而，中国的尝试和努力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媒体视为“威胁”，《纽约时报》在题为《当新冠来袭时，中国准备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文章中声称，“中国一直动用自己的资金和力量，试图打造出一套能够抗衡BBC及CNN的方案”，“中国正在挨个国家地逐步改变全球媒体格局”。这种论调意味着“‘中国媒体威胁论’正悄然出炉”[1]。究其根本，这是西方媒体惯用的标签化手段，目的是对中国进行“舆论构陷”，污名化中国成绩，遏制中国发展，本质是霸权主义思维的体现。

　　“中国媒体威胁论”：标签化陷阱与舆论构陷

　　“中国媒体威胁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延续与延伸，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已被炒作多年。“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世界的格局，引发新一轮的世界动荡，是当前和平背景下的一大威胁。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在报告中提出，“随着疫情开始蔓延，中国动用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媒体渠道，通过国家媒体散播对华正面报道的种子”，“在新媒体的推动下，中国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外交行动用最好的方式呈现出来”，“与其说这是一个曝光的秘密阴谋，不如说它是全球权力正在转移的证据”。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媒体威胁论”。其背后体现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蕴藏着险恶的用心：通过标签化的方式营造所谓“国际舆论”构陷中国，最终达到污名化中国的目的。

　　贴标签是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惯用手法。相比于中国主张的“合作共赢”理念，西方国家更倾向于“零和博弈”理念，并以“零和博弈”把全人类陷入竞争与斗争思维之中。在“零和博弈”的理念下，西方国家认为，西方主导世界现代化进程，一旦出现他国发展起来与之开展竞争，就是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威胁。换言之，世界只允许西方国家强大，国际规则只能由西方国家制定，否则就是威胁。为此，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报道中热衷于给不同制度、不同阵营的国家贴标签，尤其是那些快速发展可能对其形成竞争关系的国家，会通过标签化手段抹黑、攻击竞争对手，而非视为合作共赢的伙伴。

　　标签化的目的在于污名化。一方面，标签化是迅速划定“敌友”界限的捷径。一旦被贴了标签，继续使用标签化的话语或对标签提出质疑，就会遭受围攻，从而使整个西方舆论界陷入“沉默的螺旋”困境。例如，西方国家给新疆棉花贴上“强迫劳动”的标签，抹黑新疆棉花，澳大利亚一学者在公开场合展示一个关于新疆棉花的客观事实时，马上遭受舆论围攻。另一方面，标签化也是政治化、污名化的一种手段。其本质是通过标签贬低、抹黑对象。一旦某一事件或现象不符合其利益，就会通过标签化的方式将普通事件“政治化”，给对方造成政治压力，遏制他国发展。[2]在BBC、CNN、《纽约时报》的历史上，类似的案例层出不穷。例如，2020年以来，西方媒体相继给中国贴上了“武汉病毒”“战狼外交”等基于谎言和偏见的标签。在西方媒体眼中，给中国贴标签、抹黑中国似乎已经逐渐成为西方新闻观中的“政治正确”，而只要出现一些有良知的媒体或专家客观陈述事实或为中国说上几句公道话，会立即遭受攻击。

　　标签化的具体做法是制造概念。当西方国家对某一国家、人群、现象、事件等产生敌意或想进行破坏时，就会以学术面貌进行概括、总结，套用或创造一个概念，并赋予其贬义内涵，实现标签化目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话语霸权，动摇对方政策的正当性基础，使对方在道义上处于弱势，削弱对方的软实力。这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打着学术的旗帜，混迹于国际舆论场的行为，是西方国家宣传观念转型的结果，是隐匿化的“新宣传”的表现。

　　标签化的实现与西方国家长期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密切相关。由于国际话语权较弱，中国在国际上很长一段时期里陷入被动“挨骂”处境。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试图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解决“挨骂”问题。这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的发展必经之路，却被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写到了报告之中予以突出，更是被《纽约时报》扣上“秘密阴谋”“全球权力正在转移的证据”“抗衡BBC、CNN”的各种帽子。在这些西方媒体眼里，除了这些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媒体，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应发出声音，而应由西方媒体来做舆论裁判。尽管欧美国家这些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也是如此发展起来的，但在西方媒体眼中，他们自己的媒体扩张是“软实力”的体现，其他国家媒体的发展则是“威胁”。

　　霸权常识化：西方新闻界的后真相语境

　　在层出不穷的虚假新闻背后，我们不禁要问：向来以“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由主义”标榜的西方新闻界，缘何会近乎集体地陷入“只顾情绪不顾事实”的后真相时代？究其根本，这与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和西方新闻观密不可分。

　　一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认知

　　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制度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让非西方国家也接受西方文明。事实上，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殖民、掠夺积累了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桶金”，在两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加持下，成为率先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说，西方的发展并非因为其价值观优势，而是其经济基础。对于没有殖民掠夺、未赶上工业革命的国家来说，这种价值观的套用就失去了土壤。而西方媒体及其从业者受西方中心主义主导，对他国喜欢指手画脚，主张平等的他们在国与国关系中并不存在平等，新闻干预主义成为其面向全球传播时的主导性新闻观念。

　　二是霸权主义的话语策略

　　霸权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直接体现，并在近代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得以表现。近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都曾企图夺取世界霸权，也曾一度通过大炮和殖民施展了霸权行径。在美国之前，几乎每一个霸权国家都奉行殖民主义，但美国掌握世界霸权之后，世界各国已经纷纷独立，并进入和平时代。为此，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再无法施行殖民主义，从二战后便一直教唆其他国家到处发动战争，并且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到处派遣士兵，建立军事基地；利用文化霸权，试图改造他国民众的价值观，运用传媒力量制造“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更为重要的，在西方媒体语境中，霸权已经成为新闻界的常识。那么，霸权是如何实现常识化的？葛兰西曾指出：“自发性的常识是一种‘自在’的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同社会集团在文化领域相互博弈的产物，资产阶级维系自身霸权的秘密在于将自身的世界观普世化为民众的常识。”[3]同样，当面向世界时，西方国家维系其霸权的秘密在于将自身的价值观普世化作为常识的“普世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媒体自身被其国内资产阶级实现了霸权常识化，同时也充当了面向世界霸权常识化的机器。一些西方国家媒体对内以私有制面貌出现，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重要的“霸权装置”，通过新闻报道、宣传、影视、广告等活动，把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以此操纵民意，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外则以“新闻自由”为标榜，歪曲、抹黑不同立场、不同阵营的国家，鼓动他国舆论，制造各类“颜色革命”。

　　三是西方价值观的“双重标准”

　　西方价值观存在的一个明显悖论是，对内评价标准与对外评价标准不一致，出现价值分裂。其根源正是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的作用，使得西方国家自视高人一等，以自己为“真理”的标准，容忍不了不同价值体系国家的“平视”，即便是同一事件，发生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评判。这种分裂的价值观致使西方媒体的国际报道已进入后真相时代。实践中，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几乎集体陷入后真相语境：一方面，对不利于自身的做法进行“污名化”和“妖魔化”；另一方面，其自身所做的同样行为，则通过话语转型的方式隐藏起来。

　　受此影响，西方国家的政府、议会、媒体对中国充斥着大量的傲慢与偏见，“反华”“反中”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他们以所谓民主制度、普世价值为幌子，向世界散播战争和“颜色革命”的种子，在高举人权旗帜的同时不断侵犯他国人权，人权、民主、自由成为西方国家推行霸权的工具，丧失了其本有意义与价值。同时，一些秉持事实的客观介绍与解读，会遭受指责乃至围攻，出现沉默的螺旋与寒蝉效应。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由于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少、偏见多，导致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在固有价值观基础上，对中国知之甚少，产生刻板印象，甚至会产生反华、反中情绪。

　　多边主义语境下的全球话语秩序

　　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难题挑战，多边主义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分歧的大势所趋。而“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平等协商、不搞唯我独尊”[4]。多边主义语境下，全球话语秩序需要变革。

　　首先，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国际合作，更需要具体行动中秉持开放、包容、法治、协商、合作、共赢的精神，而非高高在上的“媒体审判”“舆论审判”。

　　在多边主义语境下，意识形态的对抗、国家间的“零和博弈”，都会削弱多边主义公正性和平等性，与人类共同利益背道而驰，基于这种思维的国际话语格局，不利于世界各国平等表达、维护合作权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束”[5]，而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消解，一个多元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始。在这个多元世界中，权力、制度、思想、文明都是多元的，包容性将成为维护多元主义秩序的重要理念。相比之下，新闻界的多元主义难度更大，西方少数国家媒体即便国力衰弱，但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仍以其百年信誉与职业操守做筹码，以人权、民主、自由之名行话语霸权主义之实。

　　其次，国际话语新秩序是维护多边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多边主义的组成部分。

　　多边主义需要国际舆论支撑，如果媒体秉持霸权主义立场，即便国家间奉行多边主义，也会遭受各种舆论非议，并阻碍多边主义的真正践行。同时，媒体是国际交流的前沿阵地，一个国家的媒体立场往往是其国家立场的某种表现，而且媒体立场会影响所属国家立场。在多边主义语境中，世界各国应认识到，少数具有强大话语权的国际媒体，并不能代表国际舆论，只不过是话语霸权使其声音传播得较为广泛而已。当然，全球话语秩序还面临着更为实际的文化和理念隔阂。以中国为例，中国的新闻报道理念与西方有很多不同之处。一方面，中国新闻观念强调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中心的新闻工作导向，重视新闻真实性，突出正面宣传和舆论导向；而西方新闻观念则标榜“新闻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把权力与资本的控制隐藏在新闻职业自我标榜的“独立”与“专业”、“揭黑”与“揭丑”之中，以民间媒体的身份和姿态，掩盖其为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对内充当政党斗争打手、对外甘当干预主义推手的本质。另一方面，西方新闻界把其自身的强大视为国家软实力，而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是中国强化对外宣传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差异会影响多边主义国际话语秩序的实现。

　　再次，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如何构建多边主义的国际话语新秩序？

　　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权利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发展国际媒体，提升国际话语权，促进国际话语的多元化。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仅有半岛电视台等极少数媒体能够在西方世界有一定的话语权，今日俄罗斯等媒体在国际话语中影响力增强的同时立即遭受欧美国家“封杀”。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不应站在单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立场和视角去评价他国，而要正视各国发展的不同情况，放弃“双重标准”的评价模式。多边主义需要国际社会的共识，更需要国际新闻界的共识，而这个共识需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文化多样性理念做基础，而非零和博弈、霸凌霸道和唯我独尊。面向未来，全球话语秩序将建立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基础之上，核心大国在其中扮演主导、驱动和引领性作用，全球秩序的稳定与维系需要交往理性，全球话语秩序的革新将在多边主义框架中螺旋上升。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加与扩大，中国理应需要有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中国作为国际话语较弱的国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应有权利。目前，具有强大国际舆论影响的媒体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CNN、BBC是其典型代表。而中国缺乏一个具有强大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尽管中国已经具备开设一个全球新闻频道的能力和条件，也相继开通了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但从效果来看，仍未能突破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格局，急需扭转疲于应付西方舆论的处境，增强国际传播和议题设置的主动性。这并不是要对各种事件表达看法，而是为世界各地的新闻受众提供一种不同的选择，是多边主义话语的体现。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编号：2019ZDGH01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纽约时报》：中国想打造一套抗衡BBC和CNN的方案，观察者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362326329659767&wfr=spider&for=pc.

　　[2]叶俊.后疫情时代国际舆论斗争的变化与对策，青年记者，2021(6):9-11.

　　[3]李永虎.霸权与常识:论葛兰西对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11-15.

　　[4]王磊.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光明日报，2021-03-08.

　　[5]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02):1-15.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