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学者丹尼尔·哈林教授专访

　　丹尼尔·C·哈林（Daniel C. Hallin）是国际知名的新闻传播学者，2004年，哈林教授与意大利佩鲁贾大学保罗·曼奇尼教授（Paolo Mancini）合著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问世以后，被译为9种语言在不同国家传播，引起很大反响，该书也成为媒介体制研究的经典著作。

　　当下，国内关于哈林教授的访谈主要集中在媒介体制议题，少就现实问题展开讨论。因此，笔者有意绕开既有议题，就现实问题对哈林教授进行访谈。①哈林教授表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其进行媒介体制研究的前提，而这些思考有利于我们廓清对一些问题的认知。

　　新闻业危机、新闻业现状与新闻教育：变和不变并存

　　刘娟：新闻业危机是全球性现象吗？其原因是什么？

　　丹尼尔·C·哈林（以下简称“哈林”）：要界定新闻业危机是否为全球性现象，首先要确定新闻业危机发生的地理范围，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美国新闻业的确面临危机，并且比一些欧洲国家严重。欧洲国家的新闻业危机还不是很严重，因为它们有受政府津贴支持的公共广播系统，与此同时它们的报纸也不需要依赖广告商。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中产阶级群体规模在快速壮大，加之这个群体有着强烈的新闻需求，所以它们的新闻媒体市场在扩大，而非萎缩，我们很难在那里看到新闻业危机，例如印度，因此我并不认为新闻业危机是全球性现象。

　　至于美国新闻业危机，主要是因为其有过度依赖广告的传统。当广告商操控的媒体市场结构发生变革时，新闻业会遭受巨大冲击。除此之外，政策变化也会促使新闻业陷入危机。从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新闻业最重要的变化，即形成了浓厚的市场风格和商业性特征。大多数美国报纸（主要是地方报纸），基本掌控着当地的市场，导致“一城一报”现象出现，因此美国报业具有浓厚的商业性和市场性属性，而在电视领域，三大全国电视网占据美国新闻业90%的市场份额，其同样也具有强烈的市场属性，毕竟广告业的发展需要电视的支持。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传统媒体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电视频道逐渐增多，报纸也不得不参与竞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广告流向谷歌和脸书，它们控制着美国广告市场的主要份额，随后美国新闻业的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革。在旧媒体市场格局中，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新媒体市场格局中，广告商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广告商的广告成本在降低。因此，美国新闻业危机主要源于其以资本和市场奠定生存基础的传统，这导致市场和资本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新闻业。一般而言，媒体组织可通过内容发行进行资本积累，或依靠广告售卖获取利润，但是当媒体成为商业性组织或资本公司以后，就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广告商和广告行业。当广告售卖取代内容发行成为美国新闻媒体的生存基础时，广告收入的减少就会对美国新闻业造成巨大冲击。

　　除市场因素之外，美国新闻业危机还源于社会和文化因素。二战后，“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新闻文化曾兴盛过一段时间，当时公共利益和公众事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美国的新闻文化更趋向于个人化、消费化和市场化等特征，这些新闻文化是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不再注重公共利益。

　　刘娟：你曾经提到过“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一词，如今我们能否继续用它来描绘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新闻业现状？

　　哈林：除了“高度现代主义”之外，还需要另外一个维度，学界目前使用愤世嫉俗、“后真相”等术语来描述新闻业现状，更倾向于左派，强调主观性，而不是使用传统规范—客观性来描述美国新闻业。在这里，我们还要区分媒体危机和新闻危机，媒体是一种商业模式，新闻是一种文化实践，它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媒体危机是经济危机，而新闻危机更多是文化危机。新闻业危机则既包含了经济层面的危机，也包含了文化层面的危机。

　　刘娟：哪一种危机更危险，因为人们需要更多的是社会服务/信息而非仅仅是新闻？

　　哈林：实际上，社会服务信息总是美国新闻传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假设——认为人们需要更多的是社会服务/信息，而非仅仅是新闻，很好。有趣的是，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公众有很多新闻需求，而一些重要媒体做得非常好，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等机构在内的媒体从业者，都开始从事社会服务信息和政治信息的生产工作。有些人认为这些传统媒体组织在特朗普竞选活动中失败了，对其指摘有加，但美国传统主流媒体这些年被指摘得太多。当然，在指摘之前，首先要问：我们是否真的知道和了解他们做了什么？

　　刘娟：在此过程中，美国的社交媒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哈林：显然，社交媒体已经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中心地位，这也是特朗普能成功当选的部分原因。有些美国民众不通过《纽约时报》获取信息，而是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关注特朗普，因此社交媒体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很多人都预测传统主流媒体将会越来越重要，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根本没有发生。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重要政治人物仍在传统主流媒体上发表言论，所以传统主流媒体有很多非常好的新闻素材，《纽约时报》报道重要政治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政府的内部事务，而美国公民也想谈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挑战、冲突、困难以及其他问题等，所以，新闻信息的流动仍然非常重要。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在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并通过社交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建立联系（但我真的不知道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社交媒体的很多收入来源于新闻的流通和消费，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它们也开始雇用专业记者来生产新闻了。

　　但是，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和传统媒体上的新闻不是一回事，社交媒体上有多种多样的新闻，有从传统媒体借来的，也有雇用专业记者自主生产的，因此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闻，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将其界定为新闻，它们更像是宣传和广告，而非真正的新闻。

　　刘娟：那么，新闻模式和新闻标准是否发生了变化？新闻是否需要被重新界定？

　　哈林：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新闻模式和新闻标准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因为一些旧的惯例和传统生产模式仍然存在，并且社交媒体也开始采用这些既有惯例和模式，此现象被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称为“混合新闻”（hybrid news），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混合媒介体制”（hybrid media system）和“混合实体”（hybrid entity），对于不同领域的学者而言，它们是非常不同的概念。

　　我不确定新闻是否发生了巨大或者根本变革。新闻是一种混合体系，不仅包括信息，还有叙事。叙事新闻一直是美国新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美国新闻业将会转向更多的叙事（即更多的语境、故事和背景信息），实际情况是，叙事新闻的趋势已经开始，并且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新闻和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与界限，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早期，新闻和政治话语相互融合，两者界限模糊；在“高度现代主义”时期，两者界限清晰；现在，新闻和政治话语正再次融合，媒体上出现很多围绕某种政治愿景而进行社会动员的新闻，与此同时，它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评论，这并非是全新的现象。因此，对是否需要重新定义新闻，我们要谨慎。

　　刘娟：叙事新闻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此外，是否可以把叙事理解为一种新闻模式或者一种新闻生产方式？

　　哈林：叙事新闻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紧张关系，但专业新闻生产总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因为专业记者无疑也是故事讲述者，尽管客观性等新闻专业主义惯例试图让新闻客观中立，但记者在进行新闻生产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叙事逻辑，并且受众也喜欢叙事。叙事不仅是传统的新闻模式，也是构建新闻故事的方式，故事意味着叙事，它是新闻艺术的一部分。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发现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历史》一书中也提到：新闻是一种文学或叙事，叙事是新闻运作的基础。我在写作《健康传播：新闻报道如何重塑媒介、医疗和当代生活》（Making Health Public：How News Coverage is Remaking Media, Medicine and Contemporary Life）时，采访过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她当时正在搜集和整理一些关于心脏疾病的信息，还解释了她如何进行专业研究并试图找出关于心脏疾病的科学知识，但这些都不是新闻。作为记者在生产新闻时，她需要一个角色来构建故事，因此，她又告诉我她如何去医院寻找患者，并从患者那里获取了关于心脏疾病的故事，所以这是新的混合式新闻，新闻需要信息，也需要故事，以便更具有吸引力。

　　刘娟：自1980年您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以来，新闻教育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哈林：我们学院并非典型的新闻学院，与其他美国新闻学院很不同，我们注重的不是技术层面的职业训练，例如数据新闻、大数据等最新技术的讲解，而是注重批判性和独立性思维的培养，因为技术层面的变化太快，并且类似于数据新闻这样的职业训练在短期新闻实践中很快就能掌握，重要的是独立性思维的培养，它可以帮助学生在面临日益革新的新媒体技术面前，思考如何发挥创造性。

　　由于记者的就业前景不被看好，所以目前新闻教育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帮助学生克服就业问题，在社会上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自立。因此新闻教育不仅要为媒体培养人才，也要培养学生具备在社会中立足和找到工作的能力，让学生去思考为什么他们能做不同的事情，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因为，学生们关注的是他们是否可以找到工作，只有在新闻与他们的生存/工作关联在一起时，他们才会从事新闻实践活动。或许他们会从事与新闻有关的职业，例如公关。当然，也有一些学生认为他们必须拥有独立自由的空间，想成为自由职业者，而不仅仅是拥有一份工作。

　　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领域：可能性与缺陷性并存

　　刘娟：在《美国新闻和公共领域》中，您曾提到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目前，美国新闻媒体和公共领域关系如何？

　　哈林：社交媒体Twitter和Facebook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但美国还有其他公共领域类型——传统主流媒体。具体而言，最重要的新闻仍然是电视新闻，故电视是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至于社交媒体如何，显然它现在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平台，公众自己构成这个新的公共领域。公众只是改变和更新了公共领域形成的硬件设施，公共领域曾经一度主要基于印刷媒体，随后是广播和电视，目前是社交媒体，总的来说公众只是使用不同的媒介技术传播公共信息和参与公共事务讨论。

　　目前，公共领域主要在社交媒体中形成，并且社交媒体和传统广播电视具有不同的媒体逻辑，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报纸、电视和广播是公共媒体，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而社交媒体具有个人主义特征，也具有互动性，但互动性不能抵消个人主义属性带来的影响，大多数人在参与讨论时并不具有互动性，他们只是在社交媒体上消费新闻，实质性的互动并不多。

　　刘娟：照此逻辑，现在美国公众对公共事务是否还有浓厚兴趣？

　　哈林：相较之前有所下降，学界对此也有很多消极看法，但我认为美国公众仍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为公共领域营造了一个美妙的数字乌托邦。但随着社交媒体上非理性的声音增多，人们逐渐意识到它作为公共领域的局限性。在我们讨论社交媒体能否作为公共领域时，更看重的是信息真假和理性声音的问题。现在，人们意识到主流媒体“信息把关功能”的重要性，社交媒体因为把关人缺失，传播假新闻和非理性声音非常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信息，没有门槛，并且假新闻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个人可以创造一个装满假新闻的“黑匣子”（black box），然后快速传播出去，所以无论是制造还是传播假新闻，在社交媒体时代都变得更加容易。

　　社交媒体平台每日生产和流通海量信息，带来信息泛滥等问题，因此，新闻把关变得越来越重要。新闻边界和界限的存在，使得新闻传播得以有序进行，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媒体并不喜欢将自己变成公共领域。另一个问题是，与传统媒体的集中化趋势相比，社交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少数几家大资本公司支配着社交媒体，例如谷歌和脸书，所以社交媒体可以轻易地被少数大资本家操控，这足以对整个信息传播生态和新闻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后真相”：一个历史和社会语境中的产物

　　刘娟：2016年特朗普竞选成功以后，一些学者提出了“后真相”概念，您如何界定它？对此又有何看法？

　　哈林：“后真相”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言论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个人可以表达想表达的任何内容，也不存在任何表达规范，对错是非没有固定标准。特朗普本人不相信事实和真相，他对信息真假也不感兴趣，只是想告诉美国人什么将是真相，告诉美国公众什么是他认为的事实，这是一种政治动员，促使人们形成他所希望的共识，这就是“后真相”文化：一种规范被侵蚀，是非标准不再的文化。因此，“后真相”是对新闻传播规范侵蚀和破坏的文化，并且在“后真相”文化中，感情和情绪变得更加重要。

　　我无法确定“后真相”文化是否只是短暂的现象，但它不是新现象，在其他历史背景中也曾出现过。在某种意义上，纳粹时期的欧洲也有过类似的“后真相”文化，当时有观点认为信息是权力的工具，可以在意识和思维层面运用它，真假不是一个重要和相关的问题，工具性的目标比特定信息的真假要重要得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后真相”的界定总会产生一些分歧，尤其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

　　刘娟：客观性、观点与“后真相”文化的关系如何？

　　哈林：在“后真相”文化中，观点比事实重要，所以我不知道“后真相”是否是一种暗示，意味着观点高于客观性，是否这也是理解真相的一种路径。这两者之间非常不同，有些真相涉及面非常广泛，超越了特定的事实和具体的信息。一些欧洲记者所理解的客观性和美国记者所理解的客观性截然不同，欧洲记者认为客观性意味着讲述资本集团的真实情况，这更多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事情，而美国记者理解的客观性是事实和信息。在其他的新闻文化中，当记者说他们是客观的时，他们的意思是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与准确和特定的信息无关，所以客观性在不同的新闻文化中，重点也不同。

　　刘娟：客观性是否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

　　哈林：客观性仍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但它并不是所有国家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尽管美国新闻业具有商业基础的传统，商业性和专业性之间存在着张力，但今天的美国新闻业仍是专业的，专业规范就像客观性一样，在与商业系统的关系中发展。

　　刘娟：如何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和商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哈林：专业记者的新闻生产活动总会牵涉某种规范，使记者可以与商业性保持一定距离，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距离的保持正是两者的张力所在。在专业新闻和商业利益之间必须有所区隔，新闻记者的义务不是为媒体所有者赚取利润，而是服务于读者和整个社会，紧张关系就此产生。但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又有剪不断的关联。客观性新闻文化和新闻规范的形成部分源于商业性因素，如果媒体组织想最大化市场份额，赚取更多利润，就必须保持中立，不具有党派性，不能偏向部分群体利益。

　　至此，我们再回到美国新闻业危机的解决方案上，新闻专业主义无疑提供了一种选择，但只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还需要其他办法，因为专业新闻只是提供了可靠的新闻来源和新闻信息。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媒体的可信度受到了不断增加的党派化和社会两极分化的侵蚀，尽管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起源于同样的原因，但都面临分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与集中化控制和由此导致的紧张局势有关，人们有更多的党派和更多的政治倾向，信息也更加多元。因此，新闻危机的解决，一方面需要解决盈利模式问题，解决影响生存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需要解决新闻业面临的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不能认为回归专业主义等新闻文化就可以解决新闻业危机。

　　刘娟：美国的社会分化和“后真相”的关系是什么？

　　哈林：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信息泛滥很严重，但与此同时信息又很稀缺，美国和中国现状很不同。美国由于政治极化，媒体被分割成不同的党派阵地，多党派声音充斥其中，这是导致“后真相”产生的原因之一。至于美国社会极化的原因，部分与社交媒体兴起、与媒体碎片化有关，它们为极化的声音提供了可能性。另外，部分原因还在于社会变革，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党派冲突逐渐增多，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不平等现象曾在一段时期内下降至某个特定点，因为每个人都变得富裕了，但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情况恰相反，经济不平等现象逐渐增多，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经济不平等以及两极分化影响着政治传播。媒体的公信力以客观性为基础，现在由于政治两极化，媒体公信力下降，政治传播和政治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从事政治传播的新闻记者以及政治家很难让人们信服他们是客观的和可信的。客观性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意大利或希腊发展起来的，所以美国政治分化现实使媒体公信力下降十分严重，政治极化导致无人再信任传统主流新闻媒体，这可以解释特朗普大选和“后真相”现象。

　　注释：

　　①笔者对丹尼尔·C·哈林教授进行了两次深度访谈。第一次是2018年7月6日，访谈地点是哈林教授办公室，第二次是2019年6月27日（哈林教授访问中国时），地点为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其间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追问和细节订正，从而补充和完善了第一次访谈内容。此外，由衷地感谢哈林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亚洲的多次帮助和斧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