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磊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年生于牙买加，2014年2月10日于英国逝世，享年82岁。他曾担任英国《新左派评论》创始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开放大学媒介与文化教授、英国社会学会主席，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旗手、导师和理论源泉，被称为英国左派的神祇。他不仅在英国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且在世界各地为文化研究的追随者所熟知。他的逝世，引发了潮水般的悼念。本文谨追溯霍尔的生平，撷取其三个身份——外乡人、教师、左派文化理论家——梳理其思想脉络，以悼念这位媒介与文化研究的思想大师。

　　霍尔的生平

　　牙买加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国，15世纪末被哥伦布发现后逐渐成为美洲贸易的要冲。1655年，英国人取得了统治权，直到1962年才结束对它的殖民统治。斯图亚特·霍尔出生在当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族中有黑人、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等血统。他接受了英国式教育，在中学期间就显露出一个学者的潜质，那时候他就广泛阅读了各种现代文学家的作品，以及弗洛伊德、马克思、列宁和其他思想家的作品。1951年，19岁的霍尔获得了罗德奖学金的资助，前往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就读，自此之后，他一直定居英国。

　　在牛津大学期间，霍尔主攻文学，取得了硕士学位。1956年，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主题是研究美国现代文学家亨利·詹姆斯。然而，他最终放弃了博士研究，转而投身政治性活动。在大学期间，霍尔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时英国左翼风气浓厚，但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使得很多英国左派的政治幻想破灭，大批人离开了英国共产党。霍尔也在此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深深的反思。

　　离开牛津后，霍尔从事过一些短期的工作，比如担任中学教师和成人教育教师（1958～1960），以及《新左派评论》编辑（1960～1961）。《新左派评论》是两家左翼刊物合并而来，围绕其侧集合了英国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拉斐尔·塞缪尔、查尔斯·泰勒、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乃至拉尔夫·米利班（现任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米利班之父）等，成为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

　　1964年，霍尔出版了一本《论大众艺术》的书，其中的观点与文学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不谋而合。霍加特出身于利兹大学，专研现代文学，但他并不只是注目于莎士比亚、狄更斯这些庙堂级的古典文学大家，而是将焦点放置在一些不起眼甚至“不入流”的文学家身上。1960年，企鹅出版社因出版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一些卫道士告上法庭。霍加特作为专家证人帮助企鹅出版社应诉，使得该出版社无罪开释。作为报答，企鹅出版社提供了一笔资助，使霍加特得以在伯明翰大学开设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简称CCCS），致力于流行文学和大众文化研究。

　　霍尔受到了霍加特的邀请，加入CCCS成为第一位研究者，并于1964年接任该中心主任。正是在他的带领下，CCCS发展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路径，被称为“文化研究”。霍尔对文化研究起着两个奠基性的作用：首先，他创造性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思潮、英国文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理念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引导；其次，他带领一批年轻的学者开展研究，其中，包括保罗·威利斯、大卫·莫利、夏洛特·布朗斯顿、安吉拉·麦克罗比、安·格雷、迪克·海博迪格、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他们随后成长为文化研究的主力军。

　　正当文化研究生根发芽之际，霍尔于1979年离开CCCS，担任了英国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开放大学是一所以成人教育为特色的学校，作一个不甚准确的类比，略可等同于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霍尔在这里创设了“媒介与文化分析”系列课程，将文化研究发展成一套社会普罗大众也可用来对抗媒体控制的工具。他在开放大学一直工作至1998年荣休。

　　在霍尔漫长的学术和教育生涯中，要找出一本代表作很难，这或许是因为他甚少独自著述。他的一篇名文《媒介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1973），奠定了媒介分析著名的“编码/解码”模式。与人合著的《论大众艺术》（1964）、《仪式化抵抗》（1976）、《监控危机》（1978）等，都开创了媒介和文化研究的新纪元。正如大卫·莫利和比尔·施华兹（Morley & Schwarz，2014）在霍尔的讣告中所言：“他的精力极其充沛，全面改造了关于媒介、异端、种族、政治、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话语体系。”要理解霍尔，我们或可从其三个身份入手，探索他的思想脉络。

　　外乡人

　　理解霍尔的一个入手点是他的“外乡人”身份。在牙买加度过的青少年时期，他成长于一个向往英国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混血家庭，因此与殖民地的黑人显得格格不入；但到英国之后，他又被打上了鲜明的“黑人”烙印。他在一次访谈（Derbyshire，2012.8.23）中谈到，自己初到牛津，很不适应那种“尖刻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信”的英国式主流语气。

　　投身政治似乎成了他缓解自己身份焦虑的一个方式。虽然与英国思想精英们过从甚密，自己也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思想领军者，但那种格格不入之感，仍然长期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在另一次访谈（Williams，2012.2.11）中，他承认：“我不是英国人，永远也不会是。”这种身份的差异、碰撞、适应和抗争，也贯穿了他整个的思想生涯，使他不仅对黑人社会问题与黑人艺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而且深深思考了有关社会身份认同的道理。

　　1972年，伯明翰的几个黑人青少年抢劫并殴打了一个白人工人，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并成为大众媒体的热点新闻。在《监控危机》一书中，霍尔将该事件置于一个宏观的社会“道德危机及其监控”的背景之下，指出对黑人犯罪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社会道德或曰既定社会秩序遭受破坏的担心。

　　2011年，伦敦再爆出青年人的骚乱，由黑人青年被警察射杀引发。大量青少年走上街头打砸抢烧，主流社会一片哀声，其中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新兴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和新工具如黑莓手机等。这难道不是道德监控的再次翻版？公众不反思社会秩序自身存在的弊病，却总是将新生事物和青少年亚文化、边缘群体亚文化塑造成替罪羊。从这个角度来说，霍尔的思想远未过时。

　　也正是基于此，霍尔对黑人流行文化和艺术进行了观察和思考，也一直致力于扶持黑人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虽然常常被商品化和刻板印象化，也被认为是发掘个体经验和塑造个体认同的领域，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众欲望的舞台，一个大众幻想的舞台”（Morley &Chen，1996：474），人们通过它来挖掘、想象甚至“耍弄”自己的身份认同。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迷思（myth）。

　　霍尔关于身份认同的思考，不仅对于种族问题极为重要，而且可以延伸到对阶级、性别和性身份、青年亚文化的思考中，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英式文化研究对于社会结构性群体的分析基础。

　　教 师

　　霍尔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象牙塔中的纯学者，甚至他对于学术的建构化一直耿耿于怀。他是一个文化政治实践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从他为了参与政治活动放弃了博士学位，再到离开伯明翰大学到开放大学教书，均可得到明证。

　　或许对霍尔来说，参与政治实践有两种道路。一种道路是传统的参政之路，无论是当一名政客或是当一个政治评论家，都属于此类。1956年离开牛津大学之时，霍尔似乎选择了这条道路。他积极投身于“核不扩散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他与学术伙伴拉斐尔·塞缪尔等人合作创办《新左派评论》，建立左派思想的阵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霍尔还当过中学和成人教育的教师，虽然为时甚短，却意义非凡。1998年退休后的霍尔，也广泛参与各种媒介谈话和社会运动，继续发挥政治能量。

　　然而，霍尔的特色还体现在另一方面。1979年，早已成名的霍尔毅然离开伯明翰大学，转赴开放大学教书，又回到成人教育的领域中来，这似乎标志着霍尔从未放弃另外一种参与政治实践的道路，那就是通过激发文化实践来改变社会政治状况。他之所以选择开放大学，是受到了这样一种吸引，即影响那些算是被传统的教育系统抛弃的社会成员（Morley&Schwarz，2014）。他所开设的课程为这些社会成员（多半是社会中下层成员）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工具和理论武器，帮助他们创造自己的意义。

　　霍尔在开放大学课程的成果集中为《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1997/2013）一书。这本书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分析的工具，对摄影、漫画、文学、广告、肥皂剧等林林总总的大众文化进行剖析，揭示其中涉及的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在序言中霍尔写道：“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文化意义不只‘在头脑中’。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

　　这种后果对于社会个体与整体均意义重大。当霍尔选择了教师这条道路，他实际上在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文化流通中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学术思想的一次践行？

　　左派文化理论家

　　归根结底，霍尔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标签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他不认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其次，他力图通过文化实践来改造现行秩序。

　　至少有三位思想家对霍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第一位自然是马克思，霍尔从他那里得到了关于社会阶级状况、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基本理念。第二位是法国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他将霍尔的意识形态分析导向了语言和符号的范畴。第三位则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和思想导师安东尼·葛兰西，霍尔接受了他的“霸权”（hegemony）概念来理解意识形态和文化流通中错综复杂的状况，并直接采用了他的三种霸权形式——主导式霸权、协商式霸权和抵抗式霸权——来确立电视及其他媒介解码的三种方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撒切尔夫人带领下的保守党取得了英国议会的领导权，大力推动私有化、重建自由市场并打击工会力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新潮流。可以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双管齐下，使得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呈现了一种保守和私有化的面貌。霍尔对这种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评。实际上，“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一词正是霍尔首创的。

　　1983年，霍尔写作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这篇名文。其中如是分析：“简言之，我们关于‘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即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话语中的统治性意识形态原则，以及在这个时代借撒切尔夫人和新自由主义的东风而强势重返意识形态舞台的关键性政治主题，都是从实践性、常识性的市场经济理解中生发出来的。” （Morley&Chen，1996：34）从根本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性就体现为符号、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解它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实践思路。不过，正像统治性霸权无法确保自己完全实施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对此“不作保证”（without guarantees）。一切，都在文化实践中具有相对的开放性，而这正是左派文化实践可能拥有的空间。

　　总之，霍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把文化、身份认同和社会结构有机糅合在一起，提供了理解当代媒介、文化与社会的重要思路。而他自己的生涯，也正体现了文化理论与实践的“接合”（articulation）。

　　回到当代的中国。我们面临的文化状况复杂多变，社会思潮彼此竞争，媒介方向此起彼伏。源自英国的文化研究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启发性，恰在于它不是提供一套固定不变的理论模式，而是带来了一套灵活便利的分析和实践工具。霍尔虽已逝世，但回顾他的生平与思想，对于我们思索中国的文化实践之路，仍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①Hall, Stuart & P. Whannel. (1964). The Popular Arts, London: Hutchinson and Boston: Beacon Press.

　　②Hall, Stuart. (1973).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 Stencilled Paper 7, Birmingham: CCCS.

　　③Hall, Stuart & Tony Jefferson.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arper Collins.

　　④Hall, Stuart, et al.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⑤Morley, David & Bill Schwarz. (2014). Stuart Hall obituary. The Guardian. Feb 10, 2014.

　　⑥Williams, Zoe. (2012). The Saturday Interview: Stuart Hall. The Guardian. Feb 11, 2012.

　　⑦Derbyshire, Jonathan.(2012). Stuart Hall: “We need to talk about Englishness”. New Statesman. Aug 23, 2012.

　　⑧Morley, David & Kuan-Hsing Chen.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⑨【英】斯图亚特·霍尔主编，徐亮 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⑩章戈浩：《“不作保证”的霍尔——霍尔的研究，霍尔研究，霍尔后研究的文献回顾》，《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