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应该如何遏制“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利用网络建立起公共领域或具有类似功能的场域，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也称“信息茧室”。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认为网络化虽能带来更多的资讯选择，整个社会看似更加民主自由，但在“个人本位”理念的影响下，势必蕴藏着对民主的潜在破坏。“信息茧房”是以“我的日报”的形式呈现的：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信息的剧增，人们可随意选择关注的话题，依据自己的喜好量身打造一份“我的日报”。①简言之，“信息茧房”就是“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②

　　“信息茧房”的成因是什么？其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会造成什么影响？

　　“信息茧房”的成因

　　（一）“新新媒介”的产生：建构“信息茧房”的内容根基

　　“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是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其著作《新新媒介》中提出的概念。他提出了当代媒介的三分说，即媒介可分为旧媒介、新媒介以及“新新媒介”。③

　　依照他的逻辑，旧媒介是指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一切媒介。比如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电影等。旧媒介的信息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是固定的，信息由专业人士生产并自上而下控制。

　　新媒介是指互联网上的第一代媒介。其特征是：人们可以自由利用上传至互联网上的信息，时间和空间都可以自己决定，不需受制于媒介既定的安排。

　　“新新媒介”是指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产生于20世纪末，兴盛于21世纪，信息来源是互联网用户本身，受众与传播者身份日趋模糊，所有信息都由受众自产自销。

　　“新新媒介”的产生，使得多元化和个性化逐渐成为互联网信息的大势。人们发表、选择个性化信息的观念，也就成为“信息茧房”建构的意识来源。于是，“新新媒介”中大量的个性化信息，也就为“信息茧房”的建构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二）“新中介”的运作：建构“信息茧房”的技术基础

　　1.“新中介”的概念界定。“新中介”（New Intermediary）这一概念在《美国新闻业2011年度报告》中首次被提出。新中介把传统媒体甚至新媒体的内容作为自己的信息来源，仅提供面向用户的接口和平台，通过拉大媒体内容生产者与其最终用户的距离，使两者分离，从而控制媒体内容的流向。

　　如今，我们已经由“信息时代”过渡至“推荐时代”。网络上的信息和内容，必须借助“新中介”的层层筛选与推介才能够到达用户。“新中介”的形态不一，但有相近的性质。其中包括各种内容聚合工具、软件程序、运营商本身和设备制造等。④总体上，“新中介”可以采集来源不一的资讯、图片、问答、文章、视频等内容，再通过信息聚合造就个性化定制阅读，同时具有强大的互动分享功能。

　　2.“新中介”的信息推送模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时时在线、社交性传播、信息个性化聚合等成为新的传播模式。近年来，互联网的主力模式转为Web2.0模式，其内容更丰富、工具性更强、联系性也更强。它凸显的方向之一是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即用户贡献内容。用户偏好的信息聚合服务，就是在这种UGC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用户使用此服务，可以方便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和同类人。

　　今后，更优化的个性化信息聚合服务将更加强势地存在于Web3.0平台。互联网能够深入分析用户标签之间的联系，跟踪挖掘用户对标签的使用频率、稳定性、习惯以及访问次数的排序，从而更加顺应用户的喜好和个性化需求。基于个人兴趣，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和过滤机制，根据个性化需求聚合相关的信息和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对信息进行深度智能分析，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动态化的需求。如此一来，浏览记录将取代大众媒介，为用户设置议程；人们将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搜索记录和习惯牵引着前行。个人信息的积累将沿着“个人喜好”和“个人习惯”的轨道渐行渐远，建构起的“信息茧房”就会更加坚固。

　　“信息茧房”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影响

　　（一）“意见自由表达”受阻

　　1.网络交往的平等，不代表话语权的平等。网络交流主体理论上可以自由地发布各种信息，但是真正能进入公众视野中的往往只是少数网络精英的信息。网络媒介对海量信息的储存与传输，使公众对信息的筛选难度增加；而且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网络精英阶层与权威信息源就成为受众的首选，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导致了多数人话语权的丧失。

　　2.隐性的言论自由剥夺。网络的信息流动造成了隐性的言论自由剥夺，即互联网没有主动给浏览者提供他们应当获得的内容，但人们意识不到需求这些内容，这也被称为“合理化剥夺”。

　　（二）群体极化造成公众理性批判的缺失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社会心理学术语，最早由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于1961年发现群体讨论时的现象而提出。其含义为：在一个组织群体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做出比独自一个人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⑤

　　公众以相同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观点，势必造成强势意见无限膨胀，群情激愤往往会转化为一种舆论压力，但这种舆论压力缺乏理性精神的指引，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实际上起着一种消极作用。除此之外，公众在网络传播内容上也存在着“非理性因素”，如谩骂、人身攻击、造谣、色情、暴力等内容也会直接损害对理性公共领域的建设。

　　（三）社会黏性削弱，破坏共同体维系

　　桑斯坦关于社会黏性的大致逻辑如下：整个社会需要一种社会黏性，这种黏性是由共同经验得来的。但在网络时代，随着个人可以对信息进行选择性输入，就减少了共同经验，不同意见群之间的冲突将会上升。当人们把不高兴看到的信息事先过滤掉的时候，就难以理解和同情异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因此，社会黏性便会减少，共同体的维系也会出现问题。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倾向于追求“认知平衡”。也就是说，若得到的信息与自身的认知框架不符，人们就拒绝接受，或者按照已有框架改造它。于是，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脱离了公开的信息广场，不用理会不同的声音，只需动动手指，便能见到所有希望看到的内容。这种模式反复叠加，接收到的信息就只能是信息回声。信息回声使人们难以克服自身知识的局限，更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形成有价值的基本共识。而“信息茧房”的极度深化，会破坏一个社会的基本共识。

　　结  语

　　虽然网络媒介的信息共享、公开透明、普遍参与、即时互动的特性，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打造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世界能否成为建构公共领域的美好前景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应该如何遏制“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利用网络建立起公共领域或具有类似功能的场域，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美】凯斯·桑斯坦著，毕竞悦译：《信息乌托邦》［M］，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③【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新新媒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⑤郑天：《对网络舆论中群体极化现象的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13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