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清王朝遗留的封建统治、革命动荡中的军阀混战、伴随着外国入侵的对外开放，各种势力和思潮在社会

　　民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清王朝遗留的封建统治、革命动荡中的军阀混战、伴随着外国入侵的对外开放，各种势力和思潮在社会中涌动、碰撞、交流、互动，缔造了异常复杂的关系网络。民国时期记者处在这样激流动荡的转型时期，经历了从“末路文人”到“无冕之王”的蜕变。

　　民国时期记者获得社会认可和接受的过程，离不开记者业已存在的先赋性关系和积极主动建构的自获性关系，更离不开团体内部的积极建构和互动。他们或通过积极组建和参加各种正式的组织、社团，或通过各种非正式的聚会，共议时政，共商对策，共谋发展，团结合作，在增强自身专业素养、培育职业精神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批兼具较高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名记者，同时也促进了新闻行业地位的提升和发展。

　　建构途径

　　（一）正式的组织与社团。是否拥有专业化的团体组织是判断一个行业职业化程度的重要维度，为增强团结合作，促进新闻业研究和发展，各地积极组建新闻团体，“按当时报人张静庐的判断，有两家以上报纸的省会城市都有了新闻记者的团体组织”。①这些团体组织主要包括新闻研究学会、新闻记者组织、报馆同业组织、文学社团四种，它们以各种方式促进了记者的交往和联络。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聚集了不少校内外各进步社团刊物有影响的人物，如徐宝璜、邵飘萍、蔡元培等。平津新闻学会由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参与筹办，如《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北平晨报》社长陈博生等。通过报界先锋的吸引，学会聚集了许多记者和青年新闻学者的参与，促进了同人交流。首个新闻记者组织——北京新闻俱乐部于1914年成立，该俱乐部章程规定“新闻记者皆可入本俱乐部为部友”；②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成立后，每星期一次聚餐，每年一次联合大会，以联络会员；“记者联欢会每次集会，必增加新会员，规模发展迅速”，③“1922年11月，在成立一周年之际，会员已有六十余人”，④“1923年8月，会员总数超过七十”，⑤它通过聚会、开会、分组宴请等方式加强联系；“为新闻界同人联络感情及互助起见，1934年发起成立了文化记者协会。”⑥“上海各大报有一个同业组织——报业公会，每两周举行一次‘星五聚餐’，联欢联欢，乘便交换一些有关发行、广告价目以及对新闻检查的态度等问题”。⑦南社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学组织，吸引了很多知名报人的参与，如于右任、陈布雷、柳亚子、邵飘萍、成舍我等。

　　（二）非正式的活动。除正式的团体组织外，民国时期记者们也经常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活动互相交流联络，根据联络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第一，固定场合的聚会，以“息楼”为典型。“息楼”是供报社人员交流讨论的场所，正如狄楚青所说，“每一个报馆都有论调不同之处，论说上还有必须修改之处，仅仅是闭门造车，我以为是不大相宜的”。⑧“息楼”在促进记者交流的同时，也发展了友谊，如史量才和陈景韩都是“息楼”的常客，两人意气相投，成为知己。第二，固定组织的活动。如抗战时期在香港出版的报纸《国民日报》《大公报》《立报》等和中央社、国新社有一个两星期一次聚餐的组织，各个报社轮流请客，每次两席。第三，临时组织的活动。如史量才曾经邀集全馆二百五十余人举觞庆祝，安定事业，笼络人心；⑨1937年7月吴东、朱圭林、孙润身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组织了通讯社记者之间无组织的联谊会；1947年，申报馆先后两次组织馆内人员集体郊游。

　　积极影响

　　（一）加强团结互助。民国时期记者积极参加业内组织社团，有利于沟通情感，共同进步，团结一致对抗外在的检查和迫害。例如同人联谊会第五届大会上潘社长提出，联谊会上可以见到许多平常不太接触的同事，譬如编辑部与经理部。此外，他还强调了提高报纸价格和广告价格会加剧各报的竞争，呼吁各报在困难时期，更应该同舟共济、互相策勉。

　　除正式的组织社团外，民国时期记者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联系所建立的良好友谊，则有利于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上海《大公报》停刊后，失业的曹世瑛得到曾在天津一起工作的杜协民的帮助，此时杜协民在重庆创办《国民公报》，发电报欢迎他到重庆工作；顾执中在《新闻报》受到潘公展等反动派的压力时，在俞树立等同业的帮助下才得以安然无恙。

　　（二）便利新闻交换。同业人员之间的联络和交往是记者获取新闻的重要纽带，如香港《大公报》的徐铸成和《星岛日报》的金仲华经常互换消息，有时相约用餐期间互相讨论发什么新闻，写什么社论。顾执中在《新闻报》时经常和英美记者互换消息以扩大新闻来源。除日常朋友间的新闻交换外，固定场合的聚会则是民国时期记者打听消息的经常途径。例如“息楼”中的闲谈是报刊资料的来源，“由狄楚青出资，陈冷、包天笑负责编辑的《小说时报》辟‘息楼谈余’一栏，专门记载时报馆来客所谈的奇闻轶事及文化交流。负责编辑报纸的‘息楼中人’在聚会中加倍留心，以备将来办报之用”。⑩

　　（三）促成合作办报。民国时期，报社林立，很多报人都积极拉拢有名的记者和编辑创办报刊，其中，已有的业缘关系是这些报人吸引和网罗人才的重要渠道。成舍我与在《健报》结识的王新命在各地辗转办报合作无间，他所创办的《世界晚报》副刊“夜光”的主编张恨水是《益世报》时期的同事兼好友，在南京办《民生报》后，经理周邦式是其北大的同学，编辑部骨干力量也多是《世界日报》的旧人。?《文汇报》的成功运作，离不开严宝礼和徐铸成对人才的招揽，严宝礼请他在两路局时从事文案工作的同事胡慧生来担任总编，徐铸成邀请《大公报》同事郭根来协助工作。陶菊隐《湖南新报》停刊后，和老同事杨绩荪、伍芋农利用原来的设施，办起了《湖南日报》。《大公报》最早的骨干力量如金诚夫、李子宽、曹谷冰、徐铸成等都是胡政之在国闻通讯社培养的。?

　　（四）提高职业形象和地位。专业团体组织通过互助合作，保障了记者的生活地位安全，这是记者这一职业最基本的要求。郑一禾强调了记者节主要关注和讨论的三件事，即“保障新闻自由、提高记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增进记者的福利健康”。?平津新闻学会在成立大会中提出了“切实放开严禁、切实保障报馆及从业者的安全、报纸不得为一人一派宣传、撤销对报馆及报人的非法处分四项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之上，通过职业团体和同人之间的协调、约束，调整了新闻界的一些不良作风，认同并内化了许多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例如设立记者节有助于“肃清记者败类，整饬新闻阵线……这不是狂欢日的来临，我们要切实负起新闻记者的责任，务使与全社会发生极大极良的影响”。?在抗战时期，记者节积极推动了新闻从业者艰苦卓绝、顽强奋斗和团结爱国等高尚品质的培育，有利于提高记者的职业形象和地位，增强自我认知和肯定。

　　消极影响

　　（一）个体不良竞争。良好和谐的业缘关系有利于记者的合作进步，而矛盾冲突则会造成个人之间的不良竞争，甚至形成不同派别以极力排挤圈外人的进入，既带来彼此的猜忌和隔膜，也不利于报社的经营和发展。例如，金雄白提到：“由于《新闻报》的顾执中，在同业中人缘不佳，所以事实上《申报》的金华亭、《时事新报》的叶如音和我连成了一线，互通消息，时常共同出发采访，无形中抵制顾执中的活动，也处处给他以打击。”?《大公报》的胡政之和张季鸾也有一定的矛盾。这些显然都是因个人矛盾造成的偏见。1929年金雄白被《京报》派赴北京采访蒋张阎和谈会议，和原驻京记者秦墨哂发生冲突，遂不写一字，不发一电，使《京报》较之《中央日报》在这次重要会议的报道中相形见绌。?

　　（二）报社人才流失。在以关系为本位的民国时期，报社内部存在复杂勾连的裙带关系和派别划分，很多记者借着已有的关系进入报社，和同业之间尤其是顶头上司关系的融洽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他们的去留。例如顾执中和戈公振受《时报》馆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松江、青浦同乡的敷衍和排挤先后离馆；成舍我卷入南社的内部斗争，因为朱鸳雏打抱不平，被柳亚子连带开除出社，加上对叶楚伧偏袒柳亚子不满，乃从《民国日报》愤而辞职；《天铎报》派系复杂，主编之一戴天仇因与众人意见不合辞职；因太上老板陈景韩与金剑花的隔阂和恩怨，在金剑花离开报馆后，金雄白也被陈景韩以锋芒毕露、犯上作乱的理由辞退；金雄白担任《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后，和社长鲁荡平情感不和最终愤而他去；龚柏德在中美通信社担任中文总编之初，因和社长宋发祥的矛盾争执跳槽。?

　　结  语

　　民国时期业缘关系网络是记者长期的交往与活动空间，更是其职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他们始终坚持积极建构和维系着这一动态的社会网络关系，不断规避和处理不良业缘关系，以期在整体上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自身职业发展。

　　注释：

　　①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M],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79页

　　②《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新发起》[N]，《申报》，1914年12月18日，第6版

　　③《新闻记者联欢会演讲及聚餐》[N]，《申报》，1922年1月9日，第10版

　　④《记者联欢会纪念会预志》[N]，《民国日报》，1922年11月2日，第11版

　　⑤《裴国雄丧礼续志》[N]，《申报》，1923年8月28日，第14版

　　⑥《文化记者协会1934年正式成立》[N]，《新闻通讯》1934年第23-24期，第7-8页

　　⑦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页，第85页

　　⑧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⑨庞荣棣：《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3页

　　⑩翟春荣：《“息楼”与“息楼中人”》[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M],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第73页

　　?周雨：《大公报人忆旧》[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郑一禾：《记者节三事》[N]，《中央日报周刊》，1947年第5期，第6页

　　?《半月来：平津新闻学会成立》[N]，《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7期，第18-19页

　　?《九一记者节舆论专辑：纪念“记者节”》[N]，《新闻杂志》，1936年第12期，第18-19页

　　??金雄白：《记者生活五十年》[M],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73页,第7页

　　?龚德柏：《龚德柏回忆录（上）》[M],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04页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