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商业表达和公共表达的边界就这样一直模糊下去，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对社会是一件好事吗？比如，我们该如何培养“后浪”们的思辨能力呢？

　　五四青年节之际，B站“演讲”《后浪》大规模刷屏，引发的争论持续多日不退。我目力所及，朋友圈里不少媒体人都参与进这场“后浪大讨论”，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

　　可是大家在为“《后浪》能否代表后浪”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似乎忘了辨析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作品。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商业营销，所谓“演讲”说白了是表演，“演讲者”何冰是个演员。但是它跟传统的营销太不一样了。首先，它选择了五四青年节这样一个毫无商业属性的公共节日作为传播切口，其次，它探讨的是“青年往何处去”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公共议题。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探讨的是这个问题；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探讨的还是这个问题。不难看出，这个话题原本是严肃作家与严肃媒体的领地。

　　在2020年的青年节，关于青年议题最响亮的声音竟然是一家商业机构的营销文案。这本身才是最值得思考的事情，尤其值得媒体人深思。

　　在我看来，判断一个媒体人是否尽职的标志，就在于看其能否聚焦公共议题，以及能否坚守公共价值。简而言之，公共议题是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议题，不因参与人数的多寡而定。比如：沙漠排污，哪怕没几个人关注，它绝对是公共议题；明星八卦，即便有亿万人讨论，它也不是公共议题。很多公共议题没有简单的是非，比如大数据技术发展与个人隐私保护该如何权衡，所以需要进行公共讨论。人们展开辩论，说服对方，或者被对方说服。

　　说服从来都是艰难的活计，而这恰恰是严肃媒体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为辩手提供了讲台和话筒。当然，公共表达的权利不专属于严肃作家与严肃媒体。但是当商业表达不仅“破界”成为公共表达，而且压倒传统公共表达的时候，它又把传统公共表达所带有的反馈、交流机制切得干干净净。

　　围绕《后浪》进行的争议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上常见的争鸣，以前是有来有往、有问有答，现在则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表面上是向对方喊话，其实不过是服务于各自的受众群体。

　　《后浪》最大的问题或许不在于它输出的价值观到底怎样，而是这种输出价值观的方式让严肃的辩论在逻辑上就成为不可能。因为你一板起脸来，对方就露出商业式的假笑。

　　如果商业表达和公共表达的边界就这样一直模糊下去，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对社会是一件好事吗？比如，我们该如何培养“后浪”们的思辨能力呢？

　　(作者为澎湃新闻首席评论员)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