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政府应该鼓励机构媒体去报道热点、追问情况、回应质疑，这不是在挑刺、扒粪，而是在给公众和政府搭建沟通信息、达成共识的桥梁，最终实现弥合认识撕裂、纾解社会怨气的目标。

　　青年坠亡，尤其是学生在校坠亡，从来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但能发展到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这样大舆情的并不多见。痛惋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外，复盘事件的发酵和平息，既能了解舆情演化、转烈的规律，更能触摸社会的痛感和焦虑所在。

　　坠亡事件发生于5月9日18:40许，次日14:30成都49中官微发了一份百余字的说明，称公安机关正在调查，学校全力配合并做好善后。官方第一次发声，是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官微于5月11日3:54发的情况通报。通报共506字，内容看起来全面、人文：既有对死者及家属的惋惜、慰问，也有调查的简单结论，还有自我反思。这样看起来处理得不错，也算及时。

　　成华区教育局通报发布后，家属在微博上直接回怼“我不认同，发布内容存在很多疑问”。网友更是质疑纷纷，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发声主体不满，如“教育部门发布的？不应该是警察调查吗？”二是批评“情况通报”没有回应各类质疑、提供细节及证据。

　　5月11日19:43，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官微又发了一份220多字的“警方通报”。这次通报倒是解决了发布主体的适格问题，但回应的内容更加模糊，以至于网友批评“一整天等了个寂寞”。这份通报甚至还引发了两个小舆情，一是“警情通报”掉书袋，用了一个僻词“赓即”，还被批评用错了；另一个是措辞“家属对调查结论无异议”，被网友讽刺可能是家属维稳工作做得好。

　　事发后两天内三次给出通报，都未能解决公众的焦虑，凸显官方应对舆情的呆板教条。一般情况下，官方快速给出一个结论通报，往往就能平息舆情。但当质疑丛生时，就需要回应手段、回应信息的升级，因为公众除了有“结论焦虑”，更有“信服焦虑”。

　　后来当地总结称“该说不说”是怕说错、怕被喷、怕追责的思维作祟，但这背后的实质是官方对公众和舆论有无敬畏、服务意识。这种意识，要求官员首先想的是如何满足公众需求而不是自身稳妥省事。

　　实际上，除了上述对官方发声的持续追问，使得舆情进一步升级的，还有对媒体的叩问。5月10日当天，有一篇自媒体文章在朋友圈等处广为传播，其中用重点篇幅指出如今媒体对社会大事的沉默，称媒体本应作为桥梁，现状却是“本地媒体或者可依靠的共同体的消失”。

　　对媒体的叩问和指责，经常能够得到大共鸣，进而助推舆情再上一个量级。媒体是个夹在中间的出气筒，一头是活跃在各类平台上、经常关心时事的自媒体或网友，他们批判媒体冷漠、缺席，以致一遇大事信息场上就短缺真相；另一头是努力管控舆情、降低烈度、希望尽快翻篇的部分地方政府部门，要求媒体尽量忽视当地热点尤其是不良事件，媒体“扒粪”时还批评不够正能量。在这种两头需求背向而行的情况下，媒体这座桥梁悬空跌落，哪怕一个小事也会让社会陷入撕裂。

　　成都49中学生坠亡的大舆情，最后在一套“组合式”报道中实现了对上述两大焦虑的纾解：5月13日，多家央媒、四川本地媒体推出详细报道，通过采访学校、教育局、公安部门、家属等多方相关人士，结合监控、证据、目击者说法等还原了事件全过程，且对家属及舆论的各种质疑也都有追问而来的答案。在这一轮媒体的详细报道后，舆情和质疑应声而息。

　　央媒、四川地方媒体同步动作，且能采访到如此全的相关人员，采访对象对所有问题不回避、还给证据，显然是相关部门决定和指示要求给予全面配合。试想，如在这次舆情发酵之前、之初，媒体就能获得这样的报道自由，相关人员能有如此高的配合度，那还会有这么大一波舆情吗？！因此，地方政府从此事中应汲取的最大教训，是应该鼓励机构媒体去报道热点、追问情况、回应质疑，这不是在挑刺、扒粪，而是在给公众和政府搭建沟通信息、达成共识的桥梁，最终实现弥合认识撕裂、纾解社会怨气的目标。

　　（作者为澎湃新闻编委）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