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媒体人来说，其身份定位只有与变化的现实情境相勾连，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才能在平台化生存和转型的同时，实现价值引导和社会整合的追求。

　　平台化的冲击让新闻业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困境。在国外，Facebook成为主要消息源；在国内，微信、微博、抖音和今日头条成为网民获取新闻的四大渠道。“它们（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盈利部分，虽然我们可以在平台上建立品牌和内容……但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行业。”[1]掌握了算法和用户的平台在互联网时代占据主动权，甚至已成为“互联网”的代名词，平台不仅作为技术和商业的站点或应用程序，且越来越被定义为“社会基础设施”，传统新闻业的生产逻辑被打破。曾经秉承专业主义标准，扮演时代引领者和责任担当者的新闻工作者，正在丧失原有的地位，而媒体人职业身份的定位关系到新闻业的未来走向。基于此，本文希望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平台与媒体之间的基础逻辑的差异；新闻业在平台化时代所面临的变迁与挑战；媒体人身份再定位的方向。

　　平台与媒体的基础逻辑差异

　　平台与媒体基础逻辑在商业性与公共性、算法判断与新闻判断等问题上的差异，使得无论让媒体成为平台，还是平台拥抱媒体都略显武断，而把握差异则有助于我们解读新闻业所面临的困境与方向。

　　平台和媒体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价值错位，前者追求以利润为核心的商业性，后者强调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性。从内容层面看，平台到达用户的未必是优质的新闻报道，而是符合算法逻辑的内容，用户决定流量，平台掌握权力，两者构成了哪些内容会被推送的关键。当新闻从业者需要对所讲述的每个故事进行调整，以期在社交平台上获得更好的表现时，新闻业坚守的独立客观基调也随之转向。当新闻从业者需要让故事在社交平台上获得更好的表现时，新闻业坚守的独立客观基调也随之转向一种“生意经”。从用户层面看，对于新闻业而言，“用户”不仅是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还是舆论引导和凝心聚力的对象。媒体希望进驻平台从而获得用户，而关键在于谁拥有和控制与用户相关的关系数据，当用户登录平台账户时，平台就是用户活动发生的基础，能够获取用户行为的数据，并根据数据及时调整产品和算法从而赚取更大的利润，而媒体则很难真正调动用户资源。在用户流失严重的传统媒体看来，平台能到达和锁定更多的目标用户，将媒体整合进平台不失为一种策略性选择，但价值定位差异引发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这也促使媒体人对原有身份的定位反思。

　　“合作伙伴”“共乘风浪”等词，经常被用来描述平台与媒体的关系。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平台算法机制的反复变更，意味着新闻业不得不随时调整既有的新闻生产方式。因此，所谓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由平台主导的不平等关系。首先，算法判断影响新闻判断，当媒体根据平台算法来定制新闻，媒体专业判断的核心问题便由“什么值得关注”转变为个性化诉求“这个人想要什么”。[2]其次，算法支配下传统“把关人”角色失灵。算法简化了新闻内容呈现的过程并提供包含更多类型的信源，新闻信息选择权交给用户，过去新闻内容的呈现需经记者的价值判断、新闻采集、经济约束和信息技术四道门卡，但算法简化了这一过程并提供包含更多类型的信源把关对象反过来作用和支配着把关人。此外，平台算法的每一次调整和变更都意味着技术权力在新闻生产中的运用，技术如何运作成为新闻生产中密不透风的“后台”，媒体人也面临着主流话语掌握缺失的焦虑。

　　平台的盈利模式并非总是适用于媒体。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发现无法从平台获得回报时，害怕错失与平台合作机会的担忧也逐渐消失。在Tow数字新闻中心2019年度发布的报告中，被访对象多用“泡沫”“规模游戏的结束”“后规模时代”来描述平台和媒体关系的现状。过去媒体倾向于按照平台的操作来改革新闻业务，而现在部分媒体开始将平台的需求放在第二位,主动探索收入模式和寻找用户，媒体由关注“我们有多少用户”转向探索“不同用户背后的忠诚是什么”“用户多久访问一次以及每次浏览多少内容”等问题。付费订阅模式的开启成为媒体应对平台算法转换、格式升级等变化的手段，但这一模式只是解决平台化时代下媒体盈利困难的部分方案，发掘用户价值建立长久联系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身份迷茫与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

　　平台和媒体竞争与合作的过程，折射出平台对于新闻业影响的加深和新闻业自我重塑的渴望。在平台时代中，媒体人面临着角色定位的迷茫，同时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一）“我是谁”：媒体人自我身份的焦虑

　　平台颠覆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机构媒体的文化权威被削弱，新闻职业的边界模糊，媒体人面临着自我身份的怀疑。

　　首先，基于算法的大量内容稀释了媒体人为用户提供信息的角色和功能。处于多面夹击中的媒体人，依靠传播者的角色实现自身价值困难。平台中编辑和记者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的混杂，增加了新闻工作者“把关人”身份的摇摆。其次，传统媒体人坚守的客观性原则基础动摇。一方面，平台生态专注的是注意力和影响力，新闻生产呈现情感化趋势。另一方面，平台中不同传播主体都能参与新闻的讨论、质疑和重塑过程，客观性很容易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中。因此，曾经是信息传递者和客观报道者的媒体人面临着“我是谁”的焦虑。

　　（二）平台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

　　媒体人自我定位的焦虑，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平台化时代如何扎根现实土壤的问题。新闻职业共同体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话语实践，在行业垄断被打破和开放平台出现的今天，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探索状态。

　　1.从“客观真实”到“对话真实”

　　在平台上，用户不仅可以就媒介内容展开互动，也成为媒介生产的重要角色。因此，新闻的功能不再仅仅是客观真实地传递信息，还在于加强和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的“客观真实”转向“对话真实”，即新闻真实是不同新闻活动主体间对话的结果，而非单一传播主体对于事实的反映。[3]具体而言，首先认同“对话真实”。平台中多元传播主体基于自我表达而形成的话语体系，应受到尊重。媒体重新思考自身及用户的定位，以合作的思维来重构平台时代的传受关系，也为留住平台中的用户提供了可能。其次，凸显关系连接。当用户觉得自己是在与有情感的“人”打交道时，聊天的意义在于保持彼此之间的社会纽带关系，而非交换实质性的信息内容。当用户与媒体建立起人际信任和情感认同（即感觉上的真实）时，新闻真实性才有进一步的保障。对话真实是对客观真实的修补和完善，只有在对话中获得用户的接受和信任，真实才成为可能。

　　2.从“尽可能透明”到“互动性透明”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正式提出的“透明性原则”，后成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传统时代的透明性原则是构筑媒体与公众之间信任的桥梁，其实践主体是媒体。而平台时代由于技术介入新闻生产，算法设计者的偏见、数据输入的偏见和算法本身的局限，都会使内容推送结果陷入透明性的质疑。平台时代新闻专业主义中透明性的呈现，由“媒体-受众”的关系变为“平台-媒体-用户”的关系。因此，平台时代的新闻透明性原则是多主体之间的流动与平衡，即“互动性透明”。

　　具体到不同主体的行为中，平台算法设计者应将透明性原则纳入算法设计的“常规”，并通过不同的使用情境，预测技术对于用户和社会的影响，新闻工作者需要对于算法的数据、模型等方面有所了解。由此，记者才能理解新闻中的算法，并对平台算法运作原理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释，提醒用户注意算法偏见的来源。对用户来说，追求透明性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冗余信息和稀缺注意力的矛盾，因此透明性原则实践的标准也需考虑用户的阅读体验和需求。总之，“互动性透明”原则在平台时代成为算法、编辑和用户之间共同的实践，而非仅仅依靠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人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担当。

　　再定位：媒体人的平台思维与价值坚守

　　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发现无法从平台获得回报时，过去害怕错失与平台合作机会的担忧也逐渐消失。媒介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需要媒体与平台的共同参与，平台内容的质量会影响自身可持续发展，而媒体具有为平台提供优质内容的能力。媒体人发挥价值引领作用有利于实现平台化生存，也有利于媒介生态的良性循环，媒体与平台的合作将面临一个新的关系框架。

　　（一）顺应平台思维，做个体价值的发现者

　　平台具备“社会基础设施的所有者”[4]的特征，能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并提供一系列工具，便于用户构建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5]平台青睐用户的商业价值及消费偏好，媒体的平台思维则要着眼在微粒化社会背后的个体价值发现。

　　一方面，关注个体或边缘群体背后的声音，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数据分析中出现的几十亿人，而是每一个关心新闻和信赖新闻体验的真实个体”。[6]此时，媒体人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成为“传播大政方针的喉舌”，也在于从平台上寻找被忽视的群体，挖掘区域性的地方特色。印度的女性主义刊物《新闻浪潮》（Khabar Lahariya）不限于主流通用语言，而是以各个乡村的方言出版，主要针对来自印度北部村庄的弱势群体的妇女，为她们提供讲述自己故事的渠道；《法国晨报》专门为在法的30万侨民提供城市生活指南等，都是值得参考的案例。只有发掘平台之外的个体价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用户聚合。另一方面，融合参与建设当地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当前平台吸纳了大量用户，却并未承担起相应的地方责任。在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定位是抵达本地社会变动的第一现场，为当地人提供生活-成长的一站式服务，成为世界了解本地的窗口，这些做法都为媒体人的定位提供了新方向。

　　（二）打造共享空间，成为公共议题的协调者

　　平台内容生产的多元主体带来了信息的混杂，健康、共享的平台空间建设，需要媒体承担公共议题协调者的角色。媒体人应以超越个体和机构利益之上的话语表达来推动社会向着可沟通的方向稳步前进[7]，促成多方对话，平衡多方意见，担任维护公共讨论秩序的角色。当虚假信息出现时，媒体人可以通过评论、转载、批评等形式，摆明立场，凸显事实，提供“当下的事实整体”[8]，积极维护和参与评论区，有助于媒体收获付费订阅读者和忠实用户。2017年德州奥斯汀分校媒介参与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被调查者普遍对评论区的功能机制和参与者有更高的期待，超过80%的人希望记者能在评论区对事实性问题做出回应，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希望记者能积极参与评论区的讨论。[9]如果媒体放弃对评论区的管理，这不仅是对主导话语权的让渡，对平台算法的依赖也会导致审核的误判。

　　公共协调者角色的发挥还表现在媒体人对于社会心态和情绪表达的平衡。作为科技公司的平台整合了商业和个人资源，但在流动的现代社会，用户更需要有感召力、凝聚力和稳定力的传媒，以发挥平衡社会心态的作用。萨特认为“报纸和太阳一样，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10]。尽管报纸的纸版形式逐渐消逝，但媒体人基于积极正面、充满希望与人文关怀的新闻理念，是实现社会公共议题平衡的方向所在。平台整合了商业和个人资源，但在流动的现代社会，用户更需要有感召力、凝聚力和稳定力的传媒，以发挥调节社会心态的作用。

　　（三）关注非内容层面，做社会资源的激活者

　　平台聚合了不同圈层的海量用户，这要求媒体人的视野从媒体转向社会，除了内容和舆论层面，还要将服务、生活等要素纳入考虑范围。其自我定位已超越内容传播者，成为重组和激活社会中非内容层面的资源要素（如圈层和情绪）的主体。平台基于数据和算法实现对用户的洞察，用户通过内容推送和分享形成跨越血缘、地缘的圈层和社群，而这种圈层资源能为社会和行业的重构提供最重要和基础的资源，所以媒体人构建不同圈层之间的沟通互动，实现圈层之间的信任极为重要，TikTok的媒体记者账号类别调查显示，除了媒体机构账号占比高以外，占比第二高的是记者个人账号。平台中的媒体人既是内容生产者，又是专业媒体的代表，也是个人品牌的建立人，混杂着组织、专业和个人三个层面。正是这种多元化的身份在激活社会资源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包括突破信息壁垒，获得与不同群体交流的可能性；挖掘群体背后嵌入的文化背景，凝练公众关注的问题；增加与用户互动的机会，并将松散的联系网络常态化和制度化。此外，圈层的形成意味着强关系的建立，其中包含着情感和兴趣的连接，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感，并非总是舆论极化的表现，也具备增强社会认同、激发亲社会行为和孕育革命性创新的作用。

　　结  语

　　技术的发展与平台的崛起重塑了新闻业，同时也引发对媒体人身份的思考。在媒介生态重塑的过程中，媒体与平台的竞合带来的是彼此创新的“化学反应”。媒体要有平台思维，平台也需承担社会责任，二者要在自我规范和创新突破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对媒体人来说，其身份定位只有与变化的现实情境相勾连，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才能在平台化生存和转型的同时，实现价值引导和社会整合的追求。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媒介环境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传播研究”（编号：18YJA86001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Bell E, Owen T, Brown P, Hauka C, Rashidian N. The platform press: How silicon valley reengineered journalism[R]. New York: Tow ce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 2017:47.

　　[2]马特·卡尔森.自动化判断？算法判断、新闻知识与新闻专业主义[J].张建中，编译.新闻记者，2018(3):93.

　　[3]杨保军.论新媒介环境中新闻报道真实的实现[J].编辑之友，2017(4):5-12.

　　[4][5]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50,12.

　　[6]全媒派.新闻荒漠化与幽灵报纸：加速消失的地方媒体、读者和记者[EB/OL].(2020-07-29).https://www.chinaz.com/2020/0729/1164009.shtml.

　　[7]张树伟.责任比流量重要[J].青年记者，2021(16):1.

　　[8]Carey J W.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J].Journalism, 2000(1):12-13.

　　[9]全媒派.营销广告与极端情绪混杂：新闻媒体应该放弃评论区吗？[EB/OL].(2021-01-29).https://mp.weixin.qq.com/s/JV4z9VGBggieOCMBwQDUAw.[10]萨特.萨特戏剧集(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780.

　　（宋素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沐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7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宋素红,余沐芩.身份再定位：平台化时代媒体人的转型[J].青年记者,2022(07):6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