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种概念的辨析　　目前关于报告文学以及非虚构写作两种文体的辨析、区分研究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现有从定义入手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将这

　　两种概念的辨析

　　目前关于“报告文学”以及“非虚构写作”两种文体的辨析、区分研究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现有从定义入手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将这两个概念进行清晰的划分。

　　早期的报告文学是以记者为创作主体，以新闻稿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上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的概念正式出现，它的特征就与单纯的新闻报道有所区别。茅盾提出只有那些小说化的报告文学，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强调报告文学新闻性一面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它所具有的形象性或文学性；报告文学的“自我”是融合了新闻性和形象性两种要素。①由此可见，与一般新闻报道不同的“文学化”写作方式，是报告文学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最重要特征。

　　报告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再次活跃，由此报告文学的形式再次成为讨论的重点。王晖总结上世纪的报告文学，提出当时的作品已经呈现出了兼容文学与非文学的跨文体性，甚至其中的部分篇章出现了被一些记者称为文学性弱化、论文性十足的倾向。②这实际上为后来报告文学的逐渐式微埋下了伏笔。

　　与报告文学类似，“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同样是由新闻文本发展而来。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与“新新闻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理论主张借鉴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写作特点，注重细节描写，强调刻画人物内心，采用合成人物特征的方式报道人物，甚至允许由记者主动参与新闻事件的发展。③

　　“真实性”是非虚构写作概念最为推崇的特征，而在现实创作中并非如此。作家梁鸿以非虚构写作知名，她在自述中就认为“文本中的所有事物都必须构成意义，而这个意义是由作者本身通过对文本的排列、思考以及塑造产生的。而在非虚构作品中的真实细节并非最核心的要素。所以，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也仅仅能说是作者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并非是真实本身”。④由此可见，非虚构写作是基于真实事件的一种文学再创作。有人就指出所谓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具有“中间性”的新的叙事方式，通过叙事策略或模式的创新，模糊了文学与历史、纪实间的界限。⑤“真实性”绝非是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特征。

　　在实际中，两种文本的区别也遇到了问题。这从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这部作品参奖的情况就能看出。这部作品申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奖，结果被淘汰。评委针对这种情况解释说，这部书是“非虚构”作品，不属于报告文学，因而落选。但同时，根据丁增武的整理，就有《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啼血试验——朱清时和他的南科大命运》以及《让百姓做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等作品成为报告文学界与非虚构写作界争相认可的文本，两方面都在用优秀作品扩展自己的话语权，使自身的话语权更强大更坚挺。⑥由此可见，在实践之中，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

　　文化资本视角分析的必要性

　　单纯地在定义中、历史中、实践中辨析，并不能区别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难以理解两个概念之间的真正不同。正因如此，需要引进新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概念，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而在此处的文化资本的争夺，主要是第二种形式，强调了文化资本以具体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具象化或者客体化，也可以是针对某些理论、观点、问题的批判等。⑦而具体到某一类型的文化资本则是在某一场域中展开。

　　“场域”指的是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而在其中最重要的争夺工具则是“符号”。“符号”同样可以作为一种资本，占支配作用的“符号”系统可以为统治集团提供整合，同时为社会群体的排列提供区别与等级。⑧“符号”区分的二元对立逻辑决定了人们认识、理解、改造社会的方式。在制造概念区分的时候，同样会制造社会区分。一旦某种“符号”通过区分，其合法性得到确认，它就可以扩展到社会中，引起“符号”接收者对“符号”的认同，从而进一步扩展到对“符号”制造者的赞同。而“符号”资本更进一步，则可以向上文所提到的文化资本转化，从而实现在该领域全方位的权力结构的重建。

　　在不同的场域中，对于“符号”的创作和解释的权力争夺，本身也是相当激烈的，是一种结构性的竞争行为。只有某一群体独占了对某种“符号”的创造和解释，才能够独享该场域中的所有“符号”资本，从而扩展为文化资本，进而成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而这种对于“符号”的争夺，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两者互动的新视角。

　　两种概念基于文化资本的竞争

　　从上文对两个概念的澄清与文本在实践中的混淆不难看出，两个类型之间难以有清晰的标准来区分。这实际上就说明，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本类型演化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一个对于“文化资本”的再竞争。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的区别，则可以看成两个符号拥有者对于相同类型文本的定义权的竞争。

　　中国报告文学在上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有着非比寻常的成长与繁盛，创造了决不亚于其他主流文体的奇迹与辉煌。但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报告文学的非议开始增多。按照丁增武的总结，这种声音主要有两种：一方面质疑报告文学中有大量理想化、主观化、溢美化的内容，严重脱离底层生活的实际，要么是从众或者流俗的，充斥着低级趣味的内容；一方面则质疑其作为一种文体的叙事伦理的可能性，即报告和文学是不相容的。⑨

　　由此产生的问题，则是动摇了报告文学文本的根本，甚至有声音质疑报告文学的存在的合理性。考虑到报告文学所负载的长期以来的固有观念，它已经成为一个面貌模糊而且陈旧的概念。在文学场域之中，虽然基于惯性还保留着原先的资本范围，但是对更多的新读者而言，这个概念因为其内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原因，已经带上了很多本不应该存在的负面色彩，因此也就产生了如同上文一样的批评。

　　报告文学受到冲击的同时，非虚构写作则异军突起，成为颇受重视的新文体。因此，在这个时候，对相差无几的文本打上非虚构写作的标签，实际上就给这种创作类型一种新的品牌形象，让其可以换轨到新的领域吸引新的读者。而对于报告文学而言，对于这个概念本身是继续维持，还是在非虚构的招牌下面继续与之前相差无几的创作，就成为创作者的个人选择，出于一种对于“文学资本”的占有，对于资本场域关键位置的占据，对于受众期待的喜好的选择。

　　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也来自新闻界的内部革新，是对变化中的媒介环境的一种应对。媒体组织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媒体人为了实现自身创作内容的价值，一直在求新求变。因此，在早些年属深度报道的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的基础上，一种命名为“非虚构新闻写作”的新问题应运而生。⑩从这也可以看出，非虚构写作本身也是相关人士在自身陷入窘境后打出的新招牌。

　　同样，在传统的报告文学领域，同样需要一个新招牌。新出现的概念能够成为该文学类型广受认可的标签，该符号的支持者与解释者，则能够获得对于该文本类型的支配权，获得场域中文化资本竞争的胜利。这同时也就掏空了对方所依赖的创作土壤，取消创作者们的创作意识共识，以及否定了对该文本长久以来的认同与评价体系。进一步则可以在所支持的概念范围内重新评价作品质量，对该类型的创作者的地位予以重新排列，扩展巩固其文化资本的优势，并最终由此获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因此，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两个概念难以区别，正是因为两者都在符号资本中不断地扩展自己的领域，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对于同样的文本各自使用一套自身标榜的符号，所以才会引起理解上的混淆。而学界中的讨论，也是这种竞争在学界的反映。

　　结  语

　　通过对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这两种文学类型在概念、源流以及实践中的分析，会发现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互换，是对同一种文本的不同称呼。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本文利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予以分析，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对于文本的重新定义或者某种新文本的真实情况的定义。而是在基于新闻事实的文学创作这一写作类型的文化场域中，不同人士试图利用这两组不同的概念符号，争夺对于这一写作类型的定义权。

　　对于我国原生的报告文学而言，必须承认其在现在的竞争中远离读者，处于劣势。笔者认为，报告文学界如果希望重新获得对于该文学类型的命名权，取得文学资本竞争的胜利，需要重新恢复最初强调的“文学性”，通过优秀的作品丰富该概念的内涵，从而获得在竞争中的优势。

　　注释：

　　①丁晓原：《茅盾与现代报告文学》，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2-01/108257.html，2019年3月1日

　　②王晖：《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③顾明正：《新闻叙事文体的变迁——从新新闻主义到非虚构写作》[J]，《新闻战线》，2017年第2期

　　④梁鸿：《非虚构的真实》，《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4版

　　⑤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J]，《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⑥⑨丁增武：《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之争的辨析与考察》[J]，《合肥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⑦薛晓源 曹荣湘：《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⑧【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⑩范以锦 匡骏：《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新闻文体创新发展的探索》[J]，《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