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灵敏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21亿，其中女性的比例较高。①国家统计局2010年在全国10省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已达到40.8%。②研究女性农民工的新闻传播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目前关于女性农民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有哪些？2.这些主题研究具有哪些特点和不足？

　　笔者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女农民工、女民工、外来女工、流动女工、打工妹”等关键词，从2000年至今一共出现了4681篇期刊文献，其中大多数文章涉及女性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社会学统计特征、流动模式、劳动力市场竞争等社会议题，而新闻传播领域的文献非常缺乏，仅13篇。

　　女性农民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

　　从研究议题来看，女性农民工与媒介传播的研究文献可分为以下四类：

　　1.受众研究：女性农民工的媒介接触和媒介影响。这一类研究遵循传播效果理论中的“传送模式”，将女性农民工群体视为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受者，认为大众媒介信息对女性农民工具有某种强大的、一击即中的传播效果，且在引导、教育女性农民工，提升她们的“素质”，增强她们的“现代性”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影响力，因而研究目的均是通过媒介接触调查了解女性农民工的媒介接触习惯，以更好地发挥媒介对她们的引导、教育功能。

　　女性农民工的媒介接触研究显示，电视、报纸、杂志和传单是她们接触较多的媒介。电视与报纸的媒介功能有所不同，电视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而报纸在女性农民工群体中的功能则是获取信息，“监视环境”。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刘鸿英教授的一项大众媒介对南京市女性农民工的影响的问卷调查显示，大众媒介对女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城市生活的融入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

　　2.使用者研究：女性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满足与使用障碍。一项对广州市五个区13个制衣厂的500名女性农民工进行的信息需求及满足情况的问卷调查，描述了制衣厂女性农民工的信息需求现状，且剖析了信息障碍的多重原因。

　　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对信息的需求分为三个层次，且迫切程度不同：物质信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信息）>安全信息（医疗、维权、健康、教育等）>社会信息（娱乐、社会新闻等）。

　　女性农民工的媒介接触较为广泛，但是她们通过这些媒介获取非功能性信息居多，导致她们处于一个半隔离的“信息孤岛”中，而造成这种信息障碍的原因则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首先，城乡教育分化导致女性农民工信息获取能力较弱，较低水平的受教育程度使她们较难获得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其次，制度障碍导致女性农民工获取信息不平等，外来人员的身份定位使得她们无法像其他城市居民那样获得免费的信息资源；再次，工作生活环境的限制导致了女性农民工的信息障碍。

　　这个研究将女性农民工置于信息使用者的地位，从女性农民工自身的信息需求出发，探讨她们的信息满足情况以及存在信息障碍的成因，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同时意识到女性农民工的信息弱势地位是由社会不平等结构导致，遗憾的是其中没有涉及性别的因素。

　　3.“他者”研究：女性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呈现。这一类研究主要沿用再现理论，采取内容分析法描述大众媒介中女性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该类研究同质性较强，基本从两方面进行阐述：一是从量的角度，女性农民工的报道数量较少，说明大众媒介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不高；二是从质的角度，勾勒大众媒介中类型化的女性农民工形象，且多以“受难者”和“负面行为者”形象出现，导致了对女性农民工的污名化，不利于女性农民工获得社会认同，且强化了女性农民工作为“他者”的群体形象。

　　4.行动主体研究：媒介或媒介信息的女性农民工行动赋权。赋权是女性主义研究和发展传播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即增加女性、弱势群体的权利，而媒介、传播则是赋权的一种工具或方式。在行动主体研究中，女性农民工不仅是媒介的主动使用者，而且她们通过使用媒介来达到改善自身生存工作状况的行动目的。

　　这类研究在女性农民工传播研究中极为少见，目前仅查阅到两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是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资深学者，她采用民族志、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研究30多位来自外地的上海家政工使用手机的目的，进一步探究手机的使用对流动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性别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手机使用对流动女性农民工来说有三个功能：重建都市交往的社会网络、弹性的工作联系（雇主联系、快速动员、反抗雇主）以及履行家庭性别角色身份（异地履行母职）。这项研究具有十分强烈的社会性别视角，强调流动女性农民工在使用手机实现上述三个功能过程中的女性个体经验，以及这个过程中所隐藏的不同层级的性别不平等，最终揭示市场经济“利用”传播技术剥削廉价劳动力，传播技术的使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地位和社会地位。

　　女性农民工新闻传播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上述研究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新闻传播领域内的女性农民工研究具有以下不足：

　　1.关注度不够，且起步较晚。女性农民工群体是性别、阶层交叉生成的群体，相对而言，她们处于弱势地位，非常值得学界关注，但是目前有关的研究文献数量极少，高水平的学术类文献更少。从发表时间看，基本是从2007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女性农民工研究文献，比农民工研究的兴起晚了4～5年。

　　2.缺乏性别视角。目前女性农民工的传播学研究大多仅限于将性别作为一个变量，而没有重视性别背后的构建过程。除了曹晋的民族志、参与式研究之外，其他12篇研究文献无不将女性农民工/打工妹作为一个与其他群体无差异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女性农民工群体极为重要的特征——性别，以及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社会差异的深层原因。

　　3.缺乏女性的主体经验表达和参与。13篇女性农民工传播研究的文献中仅有3篇研究将女性农民工/打工妹置于信息、传播的主体位置，其余10篇均是将她们作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消费者或者被呈现的“他者”。在研究过程与结论中，研究者们无意识地肯定了自己的前提假设：女性农民工素质低，需要通过接触大众媒介信息提升其现代性；在这样一个“帮助提升”的过程中，研究者采用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完全忽视女性农民工群体参与解决自身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经验。

　　4.整体缺乏传播赋权的研究视角。相对而言，目前国内女性农民工的传播研究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播效果经验研究阶段，大多数研究保持着“传送模式”的精髓。但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女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主义研究对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发展传播学或传播与社会发展领域，媒介、传播成为为弱势群体增加权利的赋权工具，不过非常遗憾，在女性农民工的传播研究中很少看到这样的研究视角。

　　注释：

　　①茅倬彦 沈茂成 刘永钢：《加强流动妇女计划生育服务的几点思考——根据〈北京市昌平区妇女维权项目基线调查〉的分析》，《西北人口》，2008年第3期

　　②《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0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