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访《科学新闻》杂志主编贾鹤鹏

　　●  本刊记者  赵金
　　科学报道，对大众传媒而言，不仅是指报道科学知识，还意味着以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报道一切新闻。“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关于“地震能否预测”的话题，让新闻人看到了自身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报道意识的缺乏。而蕉癌事件、啤酒甲醛事件、西瓜注水事件等，也一次次向媒体敲响警钟：如果担负传播使命的媒体缺乏科学报道的意识和方法，会给受众和当事方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2009年初，改版后的《科学新闻》杂志隆重亮相，在业内引起了关注。这份关注不仅因为“《科学新闻》杂志是中国第一份专门为科学家服务的新闻杂志”，还因为主编贾鹤鹏多次公开宣扬的，“基于文献和第三方评议”的生产新闻作品的理念。
　　中国的科学新闻报道往往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从头说到尾，新闻作品中并没有体现出科学界最正常的同行评议的精神。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一点，争取把我们的作品建立在科学界所接受和认可的方式上
　　《青年记者》：贾主编，您好！
　　首先，祝贺《科学新闻》杂志改版成功。刚看到“中国第一本面向科学家的杂志”的宣传时，我还以为《科学新闻》应该是比较高深和枯燥的，但看了改版后的两期杂志，却觉得它“平易近人”。其中很多文章很有看头，很能为像我这样的“非科学家”读者——大众读者所喜欢。能否介绍一下《科学新闻》杂志的特点和它的发展方向？
　　贾鹤鹏：新版《科学新闻》杂志是一份专门服务于科学界泛专业人群的新闻杂志。本刊重点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提供专业科研工作者感兴趣的共性内容，并提供服务信息和科学家的个性化内容。
　　办一份“中国第一本面向科学家的杂志”，并非办一份只有科学家才能看得懂的杂志。实际上，由于科学分工日益严密，科学界各个学科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一位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生物学家可能并不懂得量子物理的知识，反过来，量子物理学家对于蛋白质的结构或者基因表达等也会不知所云。因此，我们希望自己的刊物像科普读物一样容易读，内容应该是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都可以读懂的。但是与常规的科普期刊不同的是，我们的杂志更注重的是提供科研工作者感兴趣的内容，比如科研政策、基金信息、论文发表、学界轶事、实验技能等。
　　另外，我们强调办“中国第一本面向科学家的杂志”，还是想以符合科学家习惯的交流方式生产新闻作品。那么，什么是科学家们能接受的方式呢？简单来讲，我的理解是基于证据，同行评议。就基础科研来讲，这样的证据主要就是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同行评议的高质量期刊发表一篇论文，代表着这项研究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
　　但是我们的行文仍然是新闻形式，以采访和作者报道作为基础，但是为了体现我们基于文献证据这个特点，我们要求在必要的时候为自己的文章添加参考文献。可以说，我们是中国第一份新闻作品带参考文献的刊物。
　　另外一个科学界经常进行的工作，就是对研究的同行评议。一项研究往往没有最后的终结性的结论，而同行对其的评论主要体现了科学界的互相交流和认可。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新闻报道往往就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从头说到尾，新闻作品中并没有体现出科学界最正常的同行评议的精神。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一点，争取把我们的作品建立在科学界所接受和认可的方式上。
　　目前，中国尚无此类杂志。但中国科学家群体不断壮大，群体意识正在显著提高,科研经费持续增加，信息交流等需求也在大幅增加，行业内需要一份不同于科普刊物的科学新闻杂志。科学网在中国的迅速成功说明了这种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科研群体具有很强的器材购买力，科学家也属于较高收入群体，我们这样一份杂志应该在商业上有可能实现自我维持和发展，并有可能取得成功。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新闻》杂志不仅仅是适应科学家的职业习惯，还在通过我们的努力来促进这种习惯。已故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吴瑞先生在《自然》杂志的特刊《中国之声》中强调，中国科学家缺乏同行之间客观点评对方科研的交流精神；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也指出，科学家的职业化就是可以就对方的学术研究进行激烈的批评而不会伤及双方关系的做法。另一方面，科学发展本身也是充满争议的过程。一篇科研论文前面进行的文献介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体现这种争议，而我们的科学报道如果仅仅停留在报道科学的成就，就不能很好地体现科学的这种特点。
　　我们强调对所有的科学进展的报道进行同行评议，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强化科学家之间的职业交流。我们报道的科研往往是一段时间以来最为重要的研究，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同行点评，也对促进科学界同行之间的职业化交流带来潜在的影响。
　　由于科学家仍然缺乏同行公开批评的习惯，所以我们一篇简单的科研进展的报道往往会花上很长的时间。从单纯的新闻工作来看，这样做有点得不偿失，但是我们把自己的杂志看作承担了促进科学界同行交流的使命，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工作也是在逐渐促进这一点。
　　《科学新闻》杂志通过基于文献的报道和同行点评等方式，让同行交流变得相对浅显，这就有可能成为其他面向大众的媒体和科学传播者利用的资料，通过他们的进一步加工，让部分科学界之间的交流变成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青年记者》：其实，科学，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而新闻，面对的是大众。从科学到新闻，是一个从窄众到大众的过程。如何沟通好两者之间的转化，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您的博客链结中，我看到这样一个文章题目：公众想了解的“科学”与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不尽相同。文章认为，在大众传播的空间里，科学本身就不是主角，因为公众关心的“科学”，一是know what和know how，而不是know why；二是与生活关系密切的，例如三聚氰胺问题，美肤美容问题等，所以，媒体的科普报道“许多时候不过是从科学中挖掘人文意味”。您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科学界要参与对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能否详细阐释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贾鹤鹏：应该说，科学界参与科学向大众传播的过程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是科学家的职责。在西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或者科学普及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但是在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并不积极。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关键的问题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缺乏激励机制，而参与传播带来的不精确的结果，反而可能造成伤害。在西方，科研项目中往往有一定数量的科学教育或者科学宣传费用，而不积极进行科学传播，往往会导致缺乏公众支持，进而影响一项科研项目的资助。但是在中国，由于缺乏这样的激励政策，科学家确实难以积极参与科学传播。
　　另一方面，正如您的问题中所说，公众想了解的“科学”与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不尽相同。因此即使科学家参与对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往往也不一定会带给公众他们最想要的科学。
　　您的问题中提到：“公众关心的‘科学’，一是know what和know how，而不是know why；二是与生活关系密切的，例如三聚氰胺问题，美肤美容问题等”。换一个角度想这种问题，其实就是说人们关心的，总是那些与自己的生活距离最近的东西，或者是带来最多兴趣的内容，比如新发现外星生命之类的报道。同样的逻辑一样可以应用于参加科学传播的科学家，他们最熟悉的科学就是自己的工作，而衡量日常科学工作进展的，并非是某项具体的进展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远近。随着现代科学发展日益专业，日益精细，这种差距也会日益增加。在日常科学工作进展中，发表在知名学术刊物上的重要论文，是评估科学家工作重要性的最直接但也许并非是最终的标准。
　　上述两个问题，短期之内是很难得到解决的。其中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中国需要相应的政策，而第二个问题，即使是科学传播工作比较成功的英国和美国，也一样面临着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两个不同领域的天堑。
　　但是媒体和科学传播者能做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在某些领域逐渐缩短这种距离。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一些科学家尽管缺乏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激励，但是仍然愿意在科学界内，特别是同行之间（并非仅仅是研究领域相同的小同行）进行传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发表论文和在论文上提供作者的联系方式以供同行交流。而《科学新闻》杂志通过基于文献的报道和同行点评等方式，让这种同行交流变得相对浅显，这就有可能成为其他大众媒体和科学传播者利用的资料，通过他们的进一步加工，让部分科学界之间的交流变成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另一方面，通过探讨与公众事件相关的科学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可能在部分问题上把科学界传播的逻辑与大众关心的逻辑作一衔接。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对三聚氰胺检测问题的报道。公众和大众媒体非常关注的是什么牛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它被添加到牛奶中，而我们关注的是三聚氰胺的检测技术及其与之相关的科学界的工作。通过我们对文献的分析和对业内人士的采访，我们发现三聚氰胺的检测技术严重不合格，而与这种不合格相关的是科学界对检测问题缺乏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三聚氰胺检测玄机重重》，《科学新闻·样刊一》， http://www.sciencenet.cn/skhtmlnews/2008/11/36.html），后者通常来说是科技界（不仅仅是科学界）关心的问题，但是在三聚氰胺这样的公众话题中，两者得到了贯通。后来，我们的这篇文章被《中国新闻周刊》转载，这样就起到了分层次的交流作用。
　　与之类似，在我们打算报道的选题中还包括广东贵屿严重的电子垃圾污染。应该说这个话题在知名的大众报刊如《南方周末》上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柳叶刀》杂志（The Lancet）报道中说过的一句话，“让人震惊的是，如此严重的污染问题，竟然在20年中没有得到科学界的关注”。因此，我们将来的报道用“贵屿电子垃圾污染研究路线图”来形容可能更加合适。而通过我们对环境科研工作者研究的报道，也会得出这一领域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如很难得到重大科研经费的资助，这些又有可能会成为其他面向公众传播的媒体的素材。
　　当然，必须承认，我们的实际力量相对于我们的理想和计划仍然有差距，但是这值得我们不懈努力。

　　目前的科普报道，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两方面，就科学界而言，是科普宣传与公众需求的脱节，在媒体界而言，是专业化水平、特别是专业化精神的缺乏
　　《青年记者》：目前，我国政府大力倡导科普宣传工作，大众科普报刊也有不少，一些大众媒体，比如都市报，也越来越注重科普知识的宣传，但是，如何做到有效地传播科学信息，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您认为，现在的科普报道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贾鹤鹏：应该说，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新闻业现状并不令人乐观，大众刊物中发表的科学报道数量一直在减少，很多科学媒体发行数量锐减，新闻单位内部致力于科学新闻事业的部门不断缩减，很多科技专栏也被取消。对此，已经有一些量化的研究。
　　但是我对科学新闻的前景并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在专业的传统科技传媒（包括各种科技报）生存日益艰难的时候，市场上还是不断涌现出新的科普类杂志，包括《中国国家地理》、《生命世界》、《华夏地理》、《新知客》、《新探索》、《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和《科技新时代》等。另一方面，非科学类的大众杂志也在增加科学类的内容，如“皮肤的科学”、“厨房中的科学”等栏目。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数量上的增减。在我最早与国际科学记者接触时，他们就赞叹，中国的科学新闻很了不起，居然有这么多科学类的日报，而在美国和欧洲，科技读物只有杂志。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中国的科普报道还值得“自豪”呢。
　　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两方面，就科学界而言，是科普宣传与公众需求的脱节，在媒体界而言，是专业化水平、特别是专业化精神的缺乏。我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中国科学研究的旗舰中科院在其官方网站中，科研新闻的数量并不少，已经大大超过了同期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的网站，但是我们的科研新闻完全是基于科学界的逻辑，并没有考虑向公众进行传播。这不仅仅体现在行文的专业性上，还体现在报道的由头主要是对科学机构才有意义的论文发表和项目评估。可以说，这些内容写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面向大众去传播。（详见拙文《科研宣传与大众传媒的脱节：对中国科研机构传播体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发表于《科普研究》2009年第一期）
　　另一方面是记者（不仅仅是科学记者）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完全不考虑科学视角，甚至有很多科学上的假新闻。先不说那些可能是收费的关于保健品或者化妆品的所谓科学性的报道，就是那些貌似为了公众负责的报道，如“香蕉癌”、“啤酒甲醇”等，不仅没有科学的探讨，而且完全没有作出向相应的科学界（科技界）人士/机构求证的努力。在上述两个事件中，由于主管部门介入，部分挽回了严重后果，但是这样的问题更应该是由媒体的自律和职业化的精神（严重的指责一定有相应的证据支持）来解决。主管部门的精力和注意力终究是有限的。

　　媒体记者较高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常识水平、良好的职业习惯，是保证科学新闻报道公正、客观的前提
　　《青年记者》：您说的专业化问题，确实值得新闻界反思。尽管我们也在一直提倡做“专家型的记者”，但在实际工作中，记者们还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采访任务，在短暂的时间内也不可能迅速获得深厚的专业知识，这时，该如何判断科学家或科研机构发布的信息、提出的观点是否有科学价值？
　　贾鹤鹏：从理论上讲，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基于文献和基于同行的评议。如上所述，就基础科研来讲，同行评议的高质量期刊发表一篇论文，代表着这项研究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我们可以不懂论文的内容，但是相应的论文发表这一点，却可以通过资料索引，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固然有假论文，但是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科研论文是真实的，可信的。
　　在此基础上，基本的文献索引工作还有助于判断很多没有来得及发表论文（或者因为商业上保密的原因不便发表论文）的科研成就的可靠性。比如，传言有一位教授获得了国家纳米医学项目1亿元的科研资金，而通过利用Scopus（一种包含全世界同行评议16000种期刊和会议论文集的索引工作）检索，我们发现他在申请此基金之前，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中没有就此发表过任何重要论文。那么，依据通常的逻辑，这个人在这方面的水平距离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肯定有差距。再比如，一位去年声称其理论能预测汶川大地震的“专家”，在其文章的13个参考文献中，11个是自引，2个是媒体报道而不是其他人的研究，这就让人怀疑其理论的可信性。
　　通过文献索引，还能找到合适的评议人，因为一个就某一科研成果进行点评的合格的评议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在相关领域有论文发表。而通过找这些论文，我们也能获取其联系方式。
　　《青年记者》：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科学新闻》会经常采访一些科学家，请他们发表观点和看法，大众媒体中也经常会就一些问题，如某些经济现象去请教专家学者，而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也有差异，就像同一门学科也有不同的流派一样。这时，该如何在报道中将信息客观、负责地传达给读者？
　　贾鹤鹏：我觉得这方面的原则一个是上述的基于文献证据寻找合适的评议人，另一个是均衡的原则。第一点上面已经有论述，此处不详细探讨。第二点则是需要通过行文的组织，把那些双方看来有理的观点尽可能表述出来。在这方面，我认为那些有量化研究或者实验支持的观点获得的权重应该高一些。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依据具体的情况来定夺。
　　《青年记者》：在增强科学报道意识、提高科学报道能力方面，记者和媒体应该做些什么？
　　贾鹤鹏：媒体记者提高科学知识和科学常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就是应该具有良好的职业习惯，那就是“非同寻常的声明，需要有非同寻常的证据支持”。就操作手法上来看，上述寻求文献证据的方法仍然很重要。科研的步伐通常赶不上突发事件的发生，但是通过寻求论文文献，还是可以找得到本领域此前的研究，或者相关领域的研究的。另一方面，记者在长期的采访生涯中，应该与那些有学术造诣而同时又愿意沟通的专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在遭遇突发事件需要澄清的时候，或者可以向这些专家求证，或者可以请他们推荐其他专家。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的是相关事件背后的利益纠葛。这个并非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但是良好的科学意识，可以帮助记者判断经济利益的纠葛。比如，最近在“浙大药学院院士课题组造假风波”事件中，被指控的一位院士认为举报者之一是另一个药厂的利益代表，举报目的是希望借此混淆视听，让这位院士一项对于该企业不利的研究得不到发表。面对这个问题，深入的调查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科学思维的判断也有一定作用，那就是需要判断举报者是否爆出了与利益瓜葛无关的证据？举报是否让涉嫌院士的成果难以发表？在实践中，通过这些判断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可以指导进一步的新闻调查工作，而不会仅仅是听到新的“报料”就或者兴趣他移，或者认为问题太复杂就知难而退。
　　《青年记者》：您之前一直从事科学新闻报道，参与科学网的相关工作，同时还主持科学报道沙龙。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网站和沙龙的活动方式？如果媒体同人有意加入，该怎样联络？
　　贾鹤鹏：我并不是科学网的主办人，只是在我的好朋友兼现在的老板赵彦（现为科学时报副总编辑）发起科学网的过程中，零星提出了一些建议。我想当时的一个核心指导思想，就是让科学网变成一个真正针对科研工作者的网上社区，而不承载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功能或者商业目的。
　　科学报道沙龙（China Science Reporting Network）依托了科学网提供的免费服务器，它主要面向中国从事科学报道以及所有可能在报道中涉及科学题材的记者，亦为科学业界、学术机构、公共关系官员与媒体间搭建互动交流的平台。
　　科学报道沙龙以科学报道沙龙网站(http://www.sciencereporting.cn) 为依托，组织线上和线下的交流活动，旨在积极推动科学精神在媒体间的传播，提高媒体从业者的科学素养，改善和丰富科学新闻报道，促进同行交流，并增加媒体从业人员与科学界的沟通。核心的一点是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活动，在报道涉及科学题材的记者中普及一种专业精神，并就热点问题提供讨论与信息。
　　科学报道沙龙举办不定期的讲座和讨论活动，其网站去年一直提供科学报道的相关信息和新闻线索，今年限于精力，科学报道沙龙的网站已经无力提供新闻报道线索，但是仍然在坚持提供一些沙龙成员获得的信息，如国际会议和国际的记者资助活动等消息。
　　加入科学报道沙龙，只要在网站上免费注册（http://www.sciencereporting.cn/login.aspx），然后察看沙龙的电子邮件通知或者沙龙网站内容更新即可。如果有活动，都会在沙龙网站上预报。当然，我们鼓励广大媒体同行能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并利用沙龙网站进行在线交流。
　　《青年记者》：谢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