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访北京蓝盾世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莹

　　本刊记者  赵金
　　作为一种高危职业，记者往往需要面临复杂多变的采访环境，并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据2003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危险职业排行榜中，记者排名第三，仅次于警察和矿工。在“世界经理人数据”2007年发布的《十大危险职业排行榜》中，战地记者排名第二。而记者被打、失踪、非法拘禁，甚至被害，近年来已经不是新闻。去年，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等灾区现场，更让社会关注起记者的职业安全问题。
　　5月12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华通讯社音视频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训练中心和中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安防学院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安全暨灾难报道高层论坛。本刊记者专访了此次会议的承办方北京蓝盾世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莹女士。

　　“生命比新闻更珍贵”
　　《青年记者》：张女士，您好！国际上对记者职业安全的关注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目前中国记者的职业安全现状如何？
　　张莹：现在国际上在记者的职业安全方面已具备比较健全的保障系统，在预防、技能培训、心理素质训练、应急救援系统、保险理赔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成熟的标准可以借鉴。这次参加首届中国媒体职业安全暨灾难报道论坛的HART SECURITY顾问公司就是在国际上比较有知名度的公司，与会的专家也带来了国际媒体职业安全形式的最新动态。
　　就目前的中国来说，2008年年初的雪灾及汶川大地震都是对媒体工作者很实际的考验，考验了中国记者的职业素养，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国记者给予世界一个很好的展示。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记者本身的安全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说进行必要的安全技能培训、建立应急的联动系统、提供专业的咨询顾问服务等。
　　我们现在亟需建立健全我国媒体从业人员安全方面的培训认证制度，以便更好地提高媒体工作者的安全度，这不仅是对新闻负责，而且是对媒体工作者负责。就当前来看，我们需要联合各个方面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我国媒体工作者人身安全防护方面的建设，这样才能够为他们安全从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青年记者》：在新闻发生时勇敢地冲上前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在世界上每一个危险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记者的身影。在危险和新闻同时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倡导记者怎么做？
　　张莹：我主张“生命比新闻更珍贵”的理念。不仅采访对象的生命比新闻更重要，记者的生命也是比新闻更重要的。中国是个非常崇尚付出和奉献的国家，在地震中所涌现出的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件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所以，记者们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往往会忽视自己，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访和报道。对于这种精神，我们在肃然起敬的同时，更呼吁媒体工作者要重视对自身安全的保护意识，同时，也希望国家能够对特殊条件下的采访活动出台一个保障性政策，以更加切实地保护新闻工作者，让我们的牺牲和缅怀少一些，让我们的人文关怀更多一些。

　　应该更多地关注媒体工作者自身的安全问题
　　《青年记者》：从世界范围来看，记者的职业危险往往高于其他职业。比如，2007年，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新闻安全学会就发表公报指出，在1996～2006年10年间，共有1000名新闻记者遇难，而在这被杀害的1000人中，至少有657名记者是因为揭发社会黑暗而被谋杀的。在中国，调查记者面临的危险也是这个群体中比较高的。应该如何注意防范职业危险？
　　张莹：媒体工作人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无法选择他们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很容易处于一个被动的时间和地点来进行工作，甚至在介入采访事件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事件背后到底是否具有危险的因素。我分两种情况来说明吧。
　　第一种是正常状态下我们可以预知的危险情况，比如说奔赴战乱地区，或者严重灾害地区和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地区，媒体工作人员需要有一个事先的培训，这个培训将训练他们怎么应对紧急情况，包括战乱地区的绑架、抢劫，灾害地区的非人为因素导致的失踪或受到的伤害。此外，还需要一个应急的体系来帮助他们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比如应急的联系方式、合适的安全顾问公司的介入，甚至与当地政府组织联系的渠道等。
　　第二个就是不可预知的、偶然突发性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国内发生的几率比较大，这时，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机制，这个机制能提供可靠的保障性的救助体系。通过这个体系可以对媒体工作者的行踪、所受到的遭遇进行及时的保护和营救。当然，我们目前这个方面还是欠缺的，这次论坛我们主要讨论和交流了当前国内的媒体工作者的安全形势，我们在考虑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交流，只有不断的交流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媒体工作者本身的安全问题，我们才可能建立更多的保障体系，让我国的媒体工作者的职业安全问题同世界接轨。
　　《青年记者》：去年的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某个中央级媒体的女记者“临阵脱逃”，在应该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却在宾馆炮制了一篇“现场报道”。她的表现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这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不可控制的极端自然灾害包括高危地区中，记者的采访风险该怎样评估？在什么情况下，记者不应因没有履行采访职责而受到职业谴责？
　　张莹：关于这个个人的事件我们更多地应该想一下原因是怎样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测量标准可以决定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到底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到现在为止，国家虽然有对地震等级的测定，虽然有对大风和冰冻等级的规定，但是并没有与灾害等级相对应的的灾害风险评估体系，也没有一个平台来对与之相关的人员进行相应的管理。唐山大地震以后我们国家再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8.0级地震在我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应有的概念，所以,各个部门和各种组织应该采取什么力度的支持，也没有一个参考的概念。比如湖北省武汉120急救中心迅速派出50辆车救护车日夜兼程赶赴四川，但是为什么派50辆？这是怎么一个标准呢？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等级区分概念。如果对灾害进行一个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我们来区分受过什么样培训的人可以到达这个地方的话，就不会出现很多人到了灾区，但是因为自身条件的原因，不仅没有办法进行工作，而且浪费资源的现象了。
　　通过地震，我们反思到应该完善很多东西，其中也应包括记者安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是有记者资格的培训制度的，但是在媒体工作者安全防护方面,并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培训方式和认证制度，这就造成了对于没有足够能力去的地方，媒体工作者却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必须要全面系统、科学发展地去看问题，要从制度上保障媒体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我想，当媒体工作者具备了必要的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包括医疗保险等方方面面的保障的时候，传媒业会出现更多可敬、可爱的人。

　　媒体应该对从业人员
　　进行尽可能多的安全技能培训
　　《青年记者》：在危险发生时，先救人还是先采访，曾经引起过业界的讨论。人道主义的精神无疑应该是一切职业首先要秉承的。能否介绍一下在一些危险的采访现场，比如火灾、地震、车祸等,记者应该掌握的一些应急救护技能？
　　张莹：人道主义精神的力量是直接震撼心灵的，无论哪个国家的媒体工作人员所传递的都是对实际情况的关注和深切的表达。在报道灾害的同时如何去尽自己的力量救人，这是在媒体工作者天职之外最艰难的一个任务。车祸、疾病之类的事故，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急救训练的人在场可以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让伤者的死亡、致残率降低。而在地震和海啸此类大型的灾难面前，媒体工作人员的力量显得弱小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经过培训进行心理和医疗方面的救助。当然，我们更提倡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做这样的事情。汶川大地震中，记者就碰到了很多危险的情况，包括余震、山体滑坡、堰塞湖等，这就要求身处危险境地的媒体工作人员能够懂得如何选择最佳的避难和生存地点，并且具备野外生存的技巧。在这方面我们组织的培训中就设置了类似的课程，我们可以通过对应急情况的实地模拟训练，进行急救知识、求生避险技能的培训。
　　《青年记者》：到现场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是优秀的新闻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把危险降到最低是保护记者群体急需重视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重视对记者的保护，作为媒体，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有哪些公共渠道可以使记者学习到职业安全的相关知识？
　　张莹：当我们切实地意识到问题将要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求一种变革。比如这次媒体工作者职业安全暨灾害地区媒体报道论坛的开幕，让我们就媒体工作人员自身的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国内十所著名的媒体院系代表，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术机构参与论坛，就表明我们力图在理论和实践、制度和课程等多个方面系统地建设我们国家的媒体安全保障体系。这个体系需要各个方面的专家来共同讨论。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因为想要为职业安全制定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力所能及地完成一些相应的筹备工作，包括我们现在为媒体提供的安全培训方面的课程。据我所知，欧盟外派官员到境外之前都是必须通过安全培训的，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数据是，近五年欧盟的外派官员伤亡人数为0；而联合国的外派官员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培训，而近五年来联合国外派官员的伤亡达到了549人。地震等灾害充分证明，只有一腔热血是不行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技能和心理素养的人才可以应对复杂的情况。
　　媒体应该有选择地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尽可能多的技能培训。比如急救、逃生、适当的野外生存技能的培训。这次论坛提供的OTP（出国前安全培训）课程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针对国内媒体的课程，通过这个课程可以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应急求生能力。再比如明年将在南非举办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南非是个治安环境相对不稳定的国家，特别是屡次发生过华人被武装分子抢劫的事件，我们的国外合作伙伴就可以提供针对绑架、勒索进行的培训课程，并且可以提供海外的安保顾问服务。这是一站式的服务，从培训、事发国援助、应急措施、保护、保险等多个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危害安全的事件发生。
　　《青年记者》：中国的新闻职业安全防护工作刚刚起步，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张莹：我们对比过国外和中国实际情况，发现有很多方面可以借鉴。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在威险发生之后该怎样处理的问题，在国外就可以直接拨打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的接线人员就是安全顾问公司的专业安全顾问，他们会问一些问题，然后针对事件直接投入人力、物力进行营救或者协调解决。比如说绑架案件一旦发生，只要拨打保险公司提供的号码，安全顾问公司就可以直接介入进行协调服务。在墨西哥绑架被称为“老虎抓”，安防公司会给家属各种意见，甚至帮助家属去交纳赎金。他们的保险公司和安防顾问公司是联动的，投保人在投保之后保险公司会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就是安防顾问公司的紧急联络号码。
　　国外相关的一整套体系都是建立在保障媒体工作者的实际安全的基础上的。比如总部设在英国的HART SECURITY，他们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已经形成了很多年。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很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的分支机构，在索马里地区也设有分支机构，提供非常专业的安保服务，有些特别危险的地区他们甚至经过授权允许进行武装护送服务。
　　相对来说，西方的世界观更加重视对个体生命的重视，比如他们警察的行动指导思想是不要让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他们的媒体工作者也是首先保证自己安全的。在国内，情况有些不同，这和我们民族的传统有关，我们更加崇尚对英雄的仰望和对成绩的重视，而通常会忽视自身的安危，比如我们一直以来大力宣传的舍己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的媒体工作者更加贴近事实的真相，不畏艰险和困难。但我们必须呼吁，媒体工作者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认清自己工作中所处的环境，我们毕竟也是有家庭父母孩子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在媒体工作者人身安全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体系没有健全起来，我们的制度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保险等一系列服务都没有完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马上行动的理由。
　　《青年记者》：谢谢您！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