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扩大权利数量，提高权利质量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需要我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继续用力,还需要在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上付出巨大努

　　扩大权利数量，提高权利质量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需要我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继续用力,还需要在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上付出巨大努力,追求更高标准上的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必然对我国的人权保障提出进一步扩大权利数量、提高权利质量的新要求。扩大权利数量，即扩大权利主体的数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难免会出现权利主体实现权利不均衡的情况。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国家和社会通过抽肥补瘦、扶贫济弱原则,帮助困难群体、困难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十九大报告对此提出许多措施,例如: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提高权利质量是指权利的行使能给一个人带来的幸福和利益的大小。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从人身权到财产权和人格权就体现了权利质量的追求。我们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的阶段,如今迈进了强起来的时代。“站起来”实际上意味着人们的人身权得到了较大的实现,“富起来”意味着人们的财产权得到了一定的实现,而“强起来”则意味着人格、国格(国格首先是邓小平提出的)的强大。有了人身自由和物质基础,人格的完美、尊严自然就成为人们的追求。

　　(上海文史馆馆长郝铁川/《法制日报》2017-11-01)

　　经济主战场将逐步从市场转向“雨林”

　　创新驱动战略将经济活动的主战场逐步从市场转向“雨林”。“雨林”，指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即，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社交链等。不同要素或行业创新生态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雨林”不同于市场，表现在三方面：1.市场的主体是理性动机的，“雨林”的主体是超理性动机(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的。创业创新行为需要个人超越理性动机，并关注于长期共赢。2.雨林模型挑战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突出了思想、天才(基石人物)的重要性，而不是土地、劳力、资本与技术的重要性。3.市场要求推倒人为的“墙”，如行政管制，“雨林”则要推倒社会的墙，即社会壁垒。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生态系统，则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例如，政府是以补贴方式还是采购方式扶持科技创新，需要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正确选择。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解放日报》2017-10-23)

　　在“同时”“同步”中提高人民收入

　　1978年以来，我国GDP总量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7倍。这导致了不同阶段不一样的收入分配结果。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既讲“同步”也讲“同时”，实际上是强调，既要防止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也要避免相反的情形，即收入增长过度超前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脱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不致使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提高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缺乏可持续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光明日报》2017-11-01)

　　贫困地区发展可借鉴“四条路”

　　安徽省天长市的农村综合改革走的是一条“攻坚之路”，其特点可概括为4个全——通过全面启动、全域覆盖、全程创新、全员增效的改革手段,迈入农业现代“经营之路”。湖北省京山县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以精细的因村施策、精致的分类配股、精准的节点定权和精深的静态管理，让群众参与其中，充分自治。山东省东平县以产权改革推进脱贫的“克难之路”，在贫穷地区通过产权改革发展集体经济，引进先进制度，不仅跑出了改革的速度，而且进一步提升了改革的高度。广东省新兴县的一二三产业改革是一条“融合之路”，一产优先，引领“接二连三”，实现产业共生、发展共生，最终实现共创、共享、共融、共生。这“四条路”的几个共同特点是以产权改革为动力、以机制建构为手段、以盘活资源为抓手、以共享共赢为目标，这对于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之路大有借鉴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经济参考报》201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