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持人的话：　　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新疆的国家认同教育是不可忽视的工作。而目标正确不意味着效果优胜，效果优胜关

主持人的话：

　　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新疆的国家认同教育是不可忽视的工作。而目标正确不意味着效果优胜，效果优胜关键要有适当的方法，而适当的方法无疑起源于对操作对象的正确认知。国家认同教育以及新疆的此项工作，作为一种“心灵性活动”，作为文化层面、“软环境”层面的操作，我们该怎么认知？本栏目第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广告产业与其所属地区整体市场的发展具有更强的互动效应。乌鲁木齐市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与经济特色，其广告产业应大有作为。但从目前看，乌鲁木齐市广告产业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改进提升。本栏目第二篇文章关注了这一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导张辉锋

 

　　国家认同教育传播中的二元悖论

　　● 杨  梅

　　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意识和观念，它的形成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过程，既包括国家对受众国家观的传递，也包括受众对国家观的接收和接受，在此基础上形成认同观。国家认同观的形成过程实质是一个传播过程，即传播者→国家观→受众。学校作为国家意识重要的传播机构，在个体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基于笔者对新疆南部一所维吾尔族中学的民族志观察，从教育传播学角度切入，探究学校传播国家认同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维吾尔族中学“国家认同”的传播内涵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①在遥远的边疆学校，抽象的“国家”如何被“想象”出来，并产生内心的认同？这正是学校一直努力做的工作。在学校场域，课本、政治仪式、课外活动、校园媒介、规则制度构成了传播国家认同的主要媒介。这些媒介把抽象的“国家”概念具体分解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中华民族教育。主要指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教育，以课程知识的方式出现。中华历史主要体现在《历史》教材中，中华文化在《政治》教材中表现较多。中华民族教育是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分享中，完成个体的“中华民族”想象。

　　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在学校中主要是对国家知识的传承以及爱国话语的呈现。在小学阶段的课本中，升旗仪式、校园宣传媒介和课外活动中，既通过国家象征符传递抽象的“国家”概念，又通过“我爱祖国”之类的话语进行情感引导，建构个体的国家认同感。

　　三是公民道德教育。这部分内容主要出现在学生的《政治》课本中，其他媒介中几乎没有。主要包括公民权利义务教育和公德礼仪教育两部分内容。总体来说，这部分内容在整个国家认同教育中所占比重较小。

　　四是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是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的特色内容，也是学校国家认同教育的中心主题。民族团结教育以口号式的话语模式，出现在学校各种讲话、宣传媒介以及课内、课外活动中，其中，课外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展现民族团结的意义。

　　国家认同教育传播中民族身份与其他身份之间的悖论

　　对应上述四方面的教育内容，学校实质上通过四种身份建构个体的国家认同感。即中华民族身份、国民身份、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然而，在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民族身份与其他身份的悖论

　　1.民族身份与中华民族身份的悖论

　　一方面，课本明确定义中华民族是涵括56个民族的集合性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是56个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品德与社会》课本中写道：“五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由此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②另一方面，课本忽略了56个民族的民族身份。如把二十四节气、面条、饺子、孔子等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把春节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这些都是汉文化的文化元素，不是维吾尔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另外，课本选择的历史人物也几乎没有少数民族的身影，仅有的也多以负面人物形象出现。这样的建构方式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大多成了汉族的文化历史，以致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就是汉族。因此，学校通过中华民族建构国家认同的传播效力大打折扣，因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找不到多少自己的身影，无法从情感上完成中华民族的认同。

　　2.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的悖论

　　一方面，在国民身份出现的场合尽量限制民族身份。学校主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建构个体的国民身份。升国旗仪式是学校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是身份控制最严格的场域。笔者所调查的这所学校的《升国旗管理制度》中规定：“全体师生应在正式仪式开始前五分钟入场，队伍应保持整齐、安静。不迟到、不缺勤”；“学生穿校服，团员、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以班为单位，集合整队。”前者通过考勤制度强制学生国家身份的在场，后者通过服饰规定禁止民族身份入场。这样的身份限制在校园中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学校过度的民族团结教育又在强调民族身份。民族团结教育是学校国家认同教育的核心，所占比重非常大。五月是新疆的民族团结教育月，在这个月里，上级的文件最多，学校开展的活动也最多。民族团结教育甚至被嵌入其他主题活动中，遮蔽了其他主题。如民族团结话语常常与爱国主义话语不相分离。学校展板中写着：“热爱伟大祖国，加强民族团结”；“使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深深扎根于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在公民道德建设月，学校安排的讲座也是“反对暴力行为，维护法律秩序”。笔者认为，当“民族团结”一词说出口的时候，已经形成“我”与“他”的族属划分。而当“民族”一词被反复强调和言说时，我族与他族的分类意识就会得到强化。在学生的认知体系中，“民族”已然成为首要的分类意识，这在学生的日常言行中十分明显。

　　重构国家认同教育的传播路径

　　学校建构的身份张力显而易见。一方面，学校承认、强调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学校又忽略、限制民族身份。笔者认为，这些做法的深层次原因是学校管理者试图以弱化民族身份的方式提升国家认同。群体认同理论认为：“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团体间差异，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③因此，当学生感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受到外来压制和威胁时，会通过提升群体认同作为弱势群体面临威胁的自动防卫机制。这导致学校的做法适得其反，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学生的民族意识反而超越了国家意识。

　　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厘清民族与中华民族、国民的关系，转变国家认同传播思路，提升国家认同传播的效力。

　　1.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民族，本文中是指我国56个民族。它既是一个文化实体，又是一个政治实体。中华民族是伴随近代民族主义诞生的一个“国族”概念。中华民族是被建构出来的民族“虚体”。“而所谓的国族是民族与国家结合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民族主义与国家共同建构的产物。”④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关于“民族”与“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论述过二者的关系：“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中华民族是高层，56个民族是基层。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⑤

　　2.民族与国民的关系

　　国民是指拥有某一国家国籍的人。国民是比民族宽泛得多的概念。我国56个民族可以分属于不同的民族群体，但共同属于中国国民。我国的民族认定工作是在国家框架之内展开的，是在承认国民身份的基础上开展民族识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依附于国民而存在，没有国民，就没有56个民族，国民身份优先于民族身份，这是国家存在的前提。

　　因此，关于民族与中华民族、国民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第一，民族是组成中华民族或者国民的基本单元，我们必须在承认民族的前提下，建构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第二，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是不同层级的认同，二者并不冲突。第三，国民认同和民族认同互为依靠，共生发展。国民认同必然优先于民族认同，这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

　　基于这样的认知，笔者建议，学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重构国家认同教育。第一，增加课程中有关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内容。第二，平衡民族团结教育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比重，尤其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避免过度的民族团结教育带来的“民族”意识超越“国民”意识。正如马戎教授指出的：“传统‘民族团结教育’的客观效果十分有限，甚至强化了青年学生们头脑中的‘民族’意识。”⑥第三，提升国民认同不是要压制民族认同，应允许民族身份在校园中的适当表达，为了方便学校的管理，甚至可以为民族学生定制民族特色的“校服”，使民族认同与国民认同和谐共生。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新疆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XJJC860002】

　　注释：

　　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课程教材研究所 综合文科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M]，人民教育出版社

　　③张莹瑞 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④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J]，《文史哲》，2013年第3期

　　⑤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⑥马戎：《关于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也谈“第二代民族政策”》[EB/OL]，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90024-1.htm，2012-03-26

　　（作者为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