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评训练”有助于公民提高有效表达能力，进而提升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

　　● 潘洪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新闻史，也是一部中国时事评论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近十几年来，国内以党报、晚报、都市报、周刊为代表的新闻媒体，纷纷推出并扩大时事评论栏目或版面，时评逐渐成为媒体提高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手段，阅读或参与撰写时事评论，也成为读者阅读新闻、参与媒体新闻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时事评论的诸多功能中，其对提高公民素养、塑造公民人格具有的重要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作为以说理为主的新闻体裁，时评对中国公众具有何种特殊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在公共舆论高度活跃而舆论生态整体欠佳的当下，时评又该如何发挥促进公共话题讨论、有效表达公民意见的功能？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探究。

　　中国公民素养中的“思维内伤”

　　“素养”也叫“素质”，泛指人通过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能力和技巧。“公民素养”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参与和创造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具有的体魄、智力、思想道德的总体水平。公民素养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决定着一个人行使公民权利、履行责任和义务、获取和维护权益的能力，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秩序和效率，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实力和未来。在当今许多国家，研究影响公民素养的各种具体因素，通过学校教育、专业培训、社会教化从整体上提高公民素养，已成为一项长期的国家战略。

　　公民素养由多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构成，主要包括思维、表达、社会交往、就业创业、政治参与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和技巧相互紧密关联，某一方面能力和技巧的高低，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方面能力和技巧的习得与发挥。其中，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是形成其他能力的两个基础条件，前者对后者又具有直接的甚或决定性的影响。

　　先贤和学界对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有较多批评性、反省性研究，普遍认为中国人思维能力存在一个较大的“内伤”，就是逻辑思维能力较弱，也缺乏逻辑思维的习惯。如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将中国古人的“天人感应”视为“原始思维”，认为中国古代“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中国哲学家张申府认为，“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不外乎逻辑”。反观中国，他认为“假使人能多懂一点儿逻辑，假使人能遵守些逻辑规律，许多政治问题，许多社会问题，许多人事问题，一定都容易解决得多”。①

　　研究者相信，中国人思维中存在缺乏逻辑、不讲逻辑的“内伤”，这种思维缺陷导致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也造成了现代、当代中国公共舆论不发达或严重失序。严重失序的突出表现，就是不少人在参与公共问题讨论和决策时，缺乏摆事实、讲道理的心态和习惯，一上来就以立场站队，以利益划分阵营，一言不合就贴标签、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如学者徐贲所说，“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②非逻辑的思维、暴戾化的言辞和极端化的情绪，很容易发展成为带有极大恶意的人身攻击，甚至从口舌之争迅速上升为肢体冲突和行动攻伐——“文革”时派系斗争从“文攻”升级为“武卫”，现在一些网友争论从网上“骂架”演变为网下“约架”，莫不如此。

　　学者赵汀阳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逻辑思维能力，而是因为中国传统上重视思想而不重视理论，也不重视逻辑训练。③言下之意，只要经过科学而严格的逻辑训练，中国人是能够养成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人的素养和能力不是天生的，通过教育、训练养成和提高逻辑思维能力，修复公民素养中的“思维内伤”，这本身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时评提高公民素养的可行路径

　　时事评论作为一种新闻体裁，在近代报刊兴起时就已出现，但时评勃兴是最近十几年才出现的情形。中国读者原本更熟悉的一种文体是杂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的杂文领一时风骚，杂文文体受欢迎的程度和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超过胡适等人熟练运用的时评文体。1949年后，中学语文课本大量选用鲁迅的杂文，其中不少篇目广为传颂，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维中，打上了深深的“杂文烙印”。

　　杂文和时评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杂文是文学作品，时评是新闻作品；杂文主要体现形象思维、线性思维、“非理性”思维，时评主要体现逻辑思维、系统思维、理性思维；杂文多运用比喻、暗示、联想、象征、引申、旁敲侧击、移花接木等修辞手法，长于塑造典型形象，创造写作和阅读的情趣，并以“匕首和投枪”击中要害，时评则要求摆事实、讲道理，明规则、循程序，可以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既诊断病因，更要开出药方。有人将两者的区别简要概括为：杂文重形象和感性，时评重逻辑和理性；杂文的价值在批判和“破坏”，时评的价值在分析和建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更需要鲁迅式杂文，当今时代更需要胡适式时评。这种概括大体上能够成立。

　　这里说当今时代更需要胡适式时评，是指当今时代的主题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和谐稳定，这些都内在地要求，政府、社会、公民都要更多培养和运用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建设思维、法治思维，要最大限度地克服反逻辑思维、非理性思维、破坏性思维、人治思维。特别是针对公民素养中的“思维内伤”，现在尤应强化对公民进行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训练。2003年，北京一家新创刊的都市报在时评稿约中提出，来稿要针对热点新闻，重在理性、建设性，“谢绝杂文”，“可以批评，但不要讽刺”。④这个明确“谢绝杂文”的时评稿约体现了编辑强化“时评思维”、剔除“杂文思维”的追求，体现了媒体通过“时评训练”构建公共舆论规范、打造公共舆论空间的努力。

　　在中国当下，公众通过阅读或写作时评进行思维训练，提高逻辑思维能力、理性思维能力、有效表达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主要通过两个环节来实现。其一，通过阅读或写作时评，克服传统思维中重修辞、轻逻辑，重感性、轻理性，重雄辩效果、轻讨论规则的缺陷。如殷海光在《逻辑引论·怎样辨别是非》中所说，“个别经验的知识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逻辑规律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⑤一般人最常出现的思维误区，就是以自身有限的知识、经验、见闻或一己之好恶，跳过严格、规范的逻辑论证、分析归纳，无视公共表达、意见交流应当遵循的规则程序，直截了当地对普遍的意见和多样的现实进行概括、定性。时评最注重和强调的就是逻辑、规则与论证，没有这三点就没有时评，公众阅读或写作时评，就是对逻辑思维、规则意识和论证能力的“补课”，长期坚持“时评训练”，在此方面定有收获。

　　其二，公众通过阅读或写作时评，有助于更广泛地获取信息，更系统地增长知识，完善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提高有效表达意见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其他一些考试加大了“申论”的比重，“申论”其实就是典型的时事评论，公考培训课多以报刊时评文章作为“申论”范文。另外，每年全国和地方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代表、委员提交的议案、提案、建议，很多都从报刊时评中获取素材、受到启发、借鉴思路，有的甚至征得作者同意后，直接将时评改写或整合成为议案、提案、建议。“时评训练”有助于公民提高有效表达能力，进而提升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警惕“网络时评体”毒化公民素养

　　博客、微博、微信、网站论坛、贴吧等网络平台，每天源源不断生产海量的“网络时评”，其中有的与传统媒体时评和网站严肃时评没有大的区别，更多的则大异其趣，不按时评应有的逻辑思维、规则意识和论证要求出牌，无所顾忌，创造了一种所谓的“网络时评体”，形成了“网络时评泡沫”。这样的时评不但无助于提高公民素养、塑造公民人格，反而可能对公民素养造成巨大伤害。

　　“网络时评体”样式驳杂，泥沙俱下，综合研究者的分析，初步可见有“反逻辑体”、“信号体”、“煽动体”三种情形。“反逻辑体”时评的特点是不讲逻辑，拒绝论证，文章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看似广博丰富，终究不知所云。有的“反逻辑体”时评文采飞扬，读来引人入胜，然而，它对读者思维方向的误导和思维能力的毒害，隐藏在华丽的辞藻和奇特的想象之中，不可不察。

　　“信号体”时评的特点是不摆事实，不重证据，故弄玄虚。⑥“信号体”时评迎合了一些人罔顾事实、不求甚解、“听风就是雨”的不正常心态，其对读者思维认知能力的危害不可小觑。

　　“煽动体”时评的特点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人为制造矛盾分歧，唯恐天下不乱。如就黄晓明的婚礼，一个微信公号刊发文章《黄晓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将两个不同领域的公众人物强行捆绑比较，一边夸大媒体对黄晓明婚礼的关注，一边无视媒体对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的充分报道，得出并大肆渲染一个奇怪的结论——“做科研不如演戏的，卖技的不如卖艺的，搞实的不如作秀的，救命的不如搞笑的”。⑦这类“煽动体”时评故意挑起社会负面情绪，可能对公民思维和公民素养产生不良影响，加大人群之间的分化分裂，破坏来之不易的社会共识，须引起高度警惕。

　　注释：

　　①李茗公：《反思启蒙：中国呼唤“逻先生”》，《书屋》，2010年第11期

　　②⑤高明勇：《“公共说理”的逻辑》，《新京报》，2014年1月25日，C05版

　　③石勇：《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南风窗》，2012年第9期

　　④潘多拉：《拯救讽刺》，《没有人不知道你是一条狗》，北京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⑥曹林：《不要玩故弄玄虚的“信号体》，《晶报》，2015年6月16日，A2版

　　⑦涂洪长 刘旸：《让屠呦呦PK黄晓明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10月13日，第3版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