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传播开启了对话模式，与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不同，一部作品的发表不再是一次传播行为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反转新闻转似乎是当下媒体行业的热门话题之一，一些网站包括新华网、凤凰网在内的主流新闻网站在内，都在2015年岁末或2016年初，专门盘点2015年的“十大反转新闻”，内容从重大事件到花边新闻，不一而足；百度百科还出现了专门的反转新闻词条，一些知名评论家也纷纷执笔，对反转新闻现象做了种种阐释和解读。

　　新闻翻烙饼，板子该打向谁

　　其实，只要长期关注媒体行业动态和社会舆情变化的人都知道，类似的反转新闻，不是当下独有的现象，每个时代都不鲜见。只是近些年，这一现象发生的数量、频次都大大增加了。

　　那么，为什么到了网络时代，反转新闻会增多呢？

　　有人说这是由于自媒体兴起，信息发布门槛降低，一些人因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少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草率发布一些虚假信息；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种种目的有意发布一些不实信息，混淆视听。这些虚假信息引发舆论关注后，媒体跟进核实，发现事实有误，于是形成反转。这当然不无道理，有不少反转新闻，的确符合这一说法。

　　但是，如果看看媒体盘点的反转新闻，我们会发现，很多反转新闻，起初都是媒体报道失实，后来有关部门出面澄清。比如《26岁女子为救女孩被恶狗咬成重伤》一文，最早是安徽商报等媒体听信受伤女子男友的一面之词写成的报道。这篇报道见报后，不少网友为李娟见义勇为的举动点赞，并自发为其捐款，捐款数一度达到80万元。但后来利辛警方调查发现，伤者李娟并非救人被咬，而是在狗主人家里喂狗被咬。而这狗的主人并不是别人，正是李娟的男朋友。

　　凤凰网2016年初盘点的“2015十大反转新闻”中，类似这样媒体报道失实在先的，占到总数的一半。我们很多人对网络尤其社交媒体抱有很深的成见，总认为微博、微信朋友圈是谣言集散地，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理性平和地分析这些年的反转新闻，传统媒体在维护新闻真实性上，并不天然具有专业或伦理上的优势。而像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恰恰具有一种喻国明教授所说的“无影灯效应”：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有不全面之处，就好比每一盏灯都有“灯下黑”；而当所有知情人的观点汇聚在一起，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就会形成，就会实现真相的再现，当然也会令不实消息和流言遁于无形。

　　许多时候，网络的确会放大一些不理性的声音，这在一些反转新闻中表现得很明显，典型的例子如2015年5月发生“四川男子暴打女司机”事件，打人男司机公开道歉并公布行车记录仪录像之后，网上大量声音主张这名女司机“该打”，并掀起了一波网民对女司机隐私的狂欢式“人肉搜索”。

　　这起事件中的打人男子，行为野蛮，涉嫌犯罪，这一事件后来戏剧性的反转，具有典型的非理性特征，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部分网民是非价值观念的混乱。在这一事件的反转过程中，部分媒体起了不好的作用。比如央视《新闻1+1》以《行车记录仪里的真相》为题进行报道，其中“还原真相”这样的词汇在舆论反转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示此前报道有出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女司机先以强姿态挑衅又以弱者面目博取同情》、新京报的评论《变道女司机被打事件，自食其果谁都不冤》都迎合了抨击受害人的舆论，将舆论推向更高点。更恶劣的是，一些报纸的官方微博以《被打女司机个人信息被网友曝光泄露，你怎么看？》为题，附带发送女司机个人信息。微博认证为成都电视台主持人的CDTV张稷更是曝光了女司机的酒店开房信息，言辞不乏讽刺挖苦。①

　　笔者注意到很多专家评论反转新闻时，常归咎于网民的不理性，但结合上述具体案例，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和追问的是，非理性的网民是如何养成的？其实每一个虚拟空间的网民，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公民，我们能苛求在现实中缺少有效的公民训练的一些民众在网络上就公共问题进行高质量的讨论吗？事实上，我们的一些媒体，在很多事件发生后，不是对事件进行理性的分析，而是迎合舆论，推波助澜。在这样一个舆论环境中要求网民理性表达，是一种苛求。

　　反转新闻是一个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的现象。我们在看到大量反转新闻中的非理性现象时，也要看到许多时候，恰恰是网民利用网络，发挥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寻求了真相。前些年发生的“周老虎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新闻反转剧。陕西省林业厅郑重其事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农民周正龙拍摄的照片和相关所谓专家鉴定为依据，宣布陕西镇坪发现华南虎，当地官方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申报“华南虎自然保护区”等工作已经箭在弦上。但在这时，网民集众人之力，开展一项反向调查，最后以铁的证据让陕西省林业厅在事实面前低下了头，这个调查，涉及到林业知识、动物学知识、影像学知识、其广度、纵深及速度，甚至超过了专业媒体。面对这样的网民，我们还能片面责之以乌合之众吗？

　　新闻进入对话时代，反转恐成新闻常态

　　以上所说，目的在于强调对反转新闻的反思，不要固化社会对互联网的成见，更不要演变成对互联网的新一轮声讨。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还需要悉心呵护，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从而实现网络文化的自我净化和提升。

　　观察中国当下的反转新闻，我们需要用更多元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折射的中国传播生态与权利关系的变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生态的结果。这一改变的核心，使新闻传播进入所谓的“大规模业余化时代”，网络带来了媒体的民主化趋势，公民在生产新闻内容，政府、公司以及其他组织也可以绕开媒体直接向公众发布信息。传播主体多元，专业媒体机构只是众多信息传播主体中的一个。昔日大众媒体为把关人，大众媒体在整个信息传播格局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一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新闻传播的“去中心化”。

　　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信息发布门槛降低，有时会导致虚假信息增多，但究其本质，是对受众在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认，也就是对受众的赋权。大众传播时代由于传受分离导致的双方信息不对称局面有了改观，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新闻生产的过程某种程度变得比较透明，受众反馈机制被大大强化了，受众与媒体、受众与新闻工作者交流互动从以前的间接变成直接，甚至几乎可以和作品发表同步进行。

　　因此，我们看到新闻传播开启了对话模式，与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不同，一部作品的发表不再是一次传播行为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由于受众反馈滞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技术改变，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权威媒体引用权威消息来源的报道在基本事实层面遭到公众有理有据的广泛质疑，很多严重的失实现象被揭露。而在价值层面，我们看到一条新闻，公众往往会有非常多元的解读。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反转新闻，某种意义上，都是受众有能力介入新闻生产的结果。

　　事实上，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的一些报道也会引发受众反弹，只是由于技术的限制，受众以书信、电话等形式进行的反馈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体利用信息与地位的不对称单向屏蔽了，所以，呈现在公共领域的反转新闻现象要少很多。

　　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下一代新闻业必须欢迎并且成为更具有参与性的公民服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不再是讲授，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容更加丰富的对话。”②在这个新闻进入对话的时代，媒体必须以积极的姿态邀请公众参与新闻生产，聆听公众最严苛的批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需要以平常心看待反转新闻，当对话成为一种常态，媒体与受众双向赋权，共同成长，新闻来回翻烙饼的现象当然就会减少，但在新闻对话时代刚刚开启的当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转新闻恐怕会是一种常态。

　　很多时候，所谓的反转新闻，其实是舆论场上多方力量的博弈，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许多情况下，网络为公民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提供了保障。雷洋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笔者正在写这篇讨论反转新闻的文章时，这幕新闻反转剧正处在胶着状态。6月30日，检方公布了雷洋初步尸检结果，初步侦查结果表明，警方在整个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且在案发后有妨碍侦查的行为。根据其行为性质和办案实际需要，检方对邢某某、周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决定逮捕。

　　回想此案案发时，面对家属强烈质疑，北京昌平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屡发通告，一些电视媒体以还原事件真相为名，提供长时间画面，由警察讲述当晚事发经过。一时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但是，面对这一强大舆论声势，雷洋家属、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大量普通网友再次利用网络“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自发完成众包式调查，分析警方通告及媒体报道中的种种漏洞及不合常理之处，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注。6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北京检察”公布，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已完成对雷洋案的初查工作，认为符合立案侦查条件，案件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立案侦查。北京市公安局表示，“将继续予以配合”，从而实现了舆论的初步反转。

　　从反转新闻中看到社会进步的力量

　　面对舆论场上越来越多的反转新闻，我们既要反思媒体伦理，也要规范网络秩序，但是，我们也要从过度的道德焦虑中解脱出来，看到频繁的反转新闻，从某种意义上折射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意识到，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已无法垄断对信息的发布，也无法垄断对某一个新闻报道意义的阐释。网络对受众的赋权，有可能导致舆论一时的乱象，但从长远看，被赋权的网民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

　　注释：

　　①叶宇婷 许晔：《“女司机遭暴打”舆论是如何发展的？》，凤凰网“热追踪”栏目，http://news.ifeng.com/a/20150509/43723741_0.shtml?_t=t，2015年5月9日

　　②【美】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蒂尔著，陆嘉怡 孙志刚译：《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