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新冠疫情以来，数字平台的全面发展对数字交往的影响愈发凸显，数字交往已经迈入平台化时代。研究首先提出数字平台在平台经济扩

　　摘  要：新冠疫情以来，数字平台的全面发展对数字交往的影响愈发凸显，数字交往已经迈入平台化时代。研究首先提出数字平台在平台经济扩张和智能技术的双向作用下成为数字交往的基础设施，接着从平台的可编程性和算法的技术可供性出发，剖析平台数字交往中人与平台的互动，指出数字平台上情感生产的技术问题，构成了平台化的情动交往实践。平台、国家和用户应在合作中规范数字交往的情动生产，对于数字交往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数字交往；平台化；可供性；算法；情动实践

　　近年来，新冠疫情带来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人们前所未有地深入数字交往。数字平台向社会生活深度渗透，社会交往向平台化的虚拟真实空间持续迁移：广大网友在央视频“云监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电商直播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交往，健康码的媒介化创新赋能社会治理，北京冬奥会的智能传播实践，全民“刘畊宏女孩”居家“云健身”，常态化的网课教育和线上会议……总体上，公众日常生活和社会重大事件的记录、传播、治理都在不知不觉间进行了新一轮重塑。

　　深入上述数字交往图景，考察数字交往时，至少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重要变化：一是抖音、B站、小红书等数字平台成为数字交往主要载体，其中平台智能技术嵌入数字交往的同时为其演化提供了新条件；二是数字平台中数字交往除信息、知识传播和关系生产外，还出现了生产和操纵情动的趋向，构成平台化的情动交往实践。由此，有必要深入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的数字交往，并在历史与当下的关联中形成对数字交往的总体性理解。

　　平台化数字交往：平台作为数字交往的基础设施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普及之初尼葛洛庞蒂提出的“数字化生存”概念还颇有预言意味，赛博朋克小说描述“神经漫游者”和“赛博城市”时还颇像天方夜谭，那么在媒介发展已进入智能化的今天，普遍交互的触觉界面、传感系统、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全息投影、VR虚拟现实技术使上述想象和预言都已成为现实。纵观数字交往的发展历史，“连接的演进”[1]是其内在逻辑，从前Web时代机器与机器的连接，到Web1.0人与信息的连接，再到Web2.0人与人的连接，直到今天Web3.0人—物—物的连接，连接的不断“生成”推动数字交往从网络社会之初“数字化生存”进入今天平台化“数字交往”的新阶段。

　　平台化的数字交往阶段肇始于2004年的社交革命，这一年全世界第一个社交服务网站Facebook诞生，互联网空间中人与人的连接建立起来，逐步形成了一种以软件服务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2006年10月，在Google并购YouTube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自称“平台”，从此“平台”的提法蔓延开来，逐步取代了网站、论坛、应用等概念。发展到今天，数字平台已不再仅仅是一个App，更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关系纽带，连接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并深入经济、政治、文化、城市治理、乡村文化传播等领域。国内学者孙萍认为，“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平台通过广泛接入和触达来实现社会关系的连接和社会资源的重组”[2]。平台已经并且在持续改变我们的生活，重构我们的社会，我们进入了范·迪克所谓的“平台社会”(the platform society)。平台作为技术设施的数字交往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方面，数字交往与平台经济相伴相生。如同孙萍、邱林川等人提出的，平台经济的发展在本质上是对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传播关系的重构。首先，平台经济重组了生产关系，平台的发展从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到依靠信息、人等社会资源；其次，在平台经济中，生产、服务和消费者关系由“链条化”转变为 “网格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和角色；最后，平台经济正在创造新的传播关系和传播模式。[3]在这一过程中，“以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电子游戏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正以快速集中化和普遍基础设施化的发展趋势重构着媒介化社会的信息生态和交往秩序”[4]。

　　以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为例，抖音成立之初只是一个短视频社交平台，但其为网友提供了自主参与视频文化生产的空间。民间文化生产力的释放为抖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和商业优势，同时，算法和运营能力的加持，使抖音在几年内迅速成为中国流行文化平台。然而，平台的资本属性决定了抖音的商业扩张需求，从最初只能嵌入其他平台的商品链接到成立抖音商城和爆火的抖音直播，当前抖音已形成成熟的平台—MCN—网红文化产业流水线。抖音的平台化发展以短视频社交App起步，逐渐成长为对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传播关系深度重构的超级综合性平台。随着一个个超级综合性平台的成长，公众的数字交往在平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获得了重塑。

　　另一方面，数字交往与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媒介深度关联。智能化是推进平台数字交往的关键。在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社交机器人、VR/AR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之下，人们的感知世界、生活世界、交往世界逐步由全面网络化转为智能化，遍在的传感系统和人机交互界面的隐匿化支持人与物、物与物跨越二元对立界限相互交换信息，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间交互的泛在智能网络。其中，数字交往领域极为重要的转变在于“算法转向”(algorithmic turn)，算法成为平台的重要行动者，鼓励内容生产者不断与其互动从而产生更多反馈，这是关键性的突破。这一突破为数字交往提供了更加智能的环境和深度满足个人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在个人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Web3.0时期，人们沉迷于智能化的信息、社交、娱乐、知识环境。

　　虽然智能技术在从“数字化生存”到“数字化交往”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智能技术需要嵌入数字平台才能够在数字交往中发挥作用，否则就只能成为数字交往的外部环境。反之，数字平台也需要借助智能技术才能提升社会渗透率，如抖音就是借助杰出的算法技术实现了从短视频社交平台到数字交往基础设施的转型，相比更早的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其在数字交往中的基础设施化程度更高。

　　由此，平台经济与智能技术共同形塑了平台化社会的同时，也展开了数字交往的平台化图景。

　　平台化数字交往的技术可供性：可编程性与“算法想象”

　　可供性最初是1979年吉布森提出的一个生态心理学领域概念，是指环境能够自动触发动物进行一个动作的特定特征。这一观点被其后许多研究所否定，并发展出了更具限定性概念。随着关注点的转移，可供性的新定义出现了：“我们把可供性视作使用者和人工制品交互过程中呈现出的可能性（包括思考和行动）。”[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观点表明可供性与社会和主观过程有关。可供性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将重点放在使用者以及他们如何受社会和文化要素影响构建象征意义。更进一步，有学者提出“想象可供性”(imagined affordance)，强调了“想象”在可供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即“在意识和理性知识中并没有完全实现的对技术的期待”[6]。这一限定概念表明可供性不仅仅是感知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用户想象的。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可供性观点逐渐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

　　具体到平台化数字交往，数字平台界面、标签、导航、发布按钮、视频流等一系列技术带来了引发用户感知与行动的可能。可以说，平台的技术可供性是平台用户与平台技术之间的关系“间性”，技术提供了可能引发或限定用户行动但不一定能够实现的可能性，用户可以利用这种可能性但不一定完全导向技术可供性规定的某种结果。对于平台化数字交往，本文着重分析两种技术可供性，其一是平台的可编程性，其二是算法的可供性。本文认为，可编程性具有的生产性、开放性和自由度激发了平台交往的文化创新潜能，而算法在内容和用户之间建立了把关和分配机制，吸引用户依靠“算法想象”(algorithmic imaginary)持续参与平台的数字交往实践。

　　（一）基于平台可编程性的文化创新潜能

　　安德森指出平台的技术特质是可编程性。易前良在《数字媒介研究新领域——基于传播学与STS对话的学术考察》中提到，平台研究者将平台的“连接”赋予了可编程的新意涵。这种可编程性即个体用户或第三方机构可以利用该平台创建页面，甚至重新开发新的应用程序。[7]平台免费为普通用户和第三方机构提供工具和信息服务，并收集用户留下的数据，服务于平台的商业化。平台可编程性为用户提供了文化生产和文化参与的可能，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交往空间。平台可编程性能够激发文化创造力，激活平台文化创新的潜能。这是数字平台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来源，也是平台文化风格的形成所在，因此可编程性可视作平台最为基础和特殊的可供性特征。

　　以B站为例，作为新兴网络影视平台，B站与“爱优腾”在文化风格上迥然不同，其原因不仅在于成立之初的二次元文化定位，也是在长久的平台运营过程中，平台可编程性为平台文化生产和文化风格的延续提供了可供性。不同于“爱优腾”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模式，B站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页面，从而进行个性化的视频文化生产和传播，成为UP主。在视频传播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UP主便可以进行自我品牌的经营，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品牌，传播度高的生产者有机会成为B站年度百大UP主，得到官方的支持。用户还可以通过与MCN机构签约的方式，进行机构化的内容创作、传播和变现。同时，平台也能够敏锐捕捉用户需求，了解市场并做出回应，从而为平台自身源源不断地输送用户等资源。平台可编程性在平台、用户、市场三方之间形成一个互动的空间，在多元力量的协商中将B站打造成一个占据主流市场地位的青年文化自主生产的平台。可以说，正是由于平台化数字交往的可编程性，B站的用户生产型文化才得以延续，使其自2009年成立至今从一个亚文化平台成长为与“爱优腾”并驾齐驱但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平台，成为中国数字交往领域的一个独特个例。

　　（二）基于平台算法可供性的算法想象游戏

　　除了可编程性，算法构成数字平台的第二大可供性特征。平台和平台数字交往并非一个稳固的、给定的实体，而是由参与其中的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而成。算法之所以充当了重要的非人行动者，是由于平台运用计算的方式提供信息服务，如抖音、B站、小红书、微博、YouTube、Facebook等。

　　算法最重要的可供性便是在用户和信息之间建立相关性。用户每一次浏览、点赞、评论、分享、收藏、划走或编辑都被记录到数据库，后台软件按预设标准分析数据，对内容特质和用户偏好做出评估，再“按需”将内容分发给用户。优质的算法能够精准捕捉用户需求，甚至还能够预测用户自己都不清楚的偏好。优质算法能够带来十分愉悦的人机交往体验，使用户沉迷于算法提供的内容和社交服务。为保持自身优势，算法就成为各平台的商业机密，不同于源代码开放的万维网，平台软件所有权属于服务商，代码和算法秘而不宣，核心的数据资源并不公开。

　　因此，普通用户无法了解算法的运作方式，只能用“算法想象”感受算法的存在，推测算法的行动规律，并与算法形成具有一定规则的互动。“算法想象”指理解算法的方式、了解算法的运作行为、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消费者如何认知并对抗算法的控制。[8]通过“算法想象”，用户在数字交往实践中“喂养”算法、训练算法甚至玩弄算法，改变不同内容的可见度，提高数字平台内容推送的精准度，引导算法推送自己喜欢的内容和博主，同时驯化算法，对算法进行一定的控制，形成属于自己的“感兴趣的页面”。因此，算法并不仅是一串二进制代码，也具有实践的、文化的和经验的属性。而无数用户的算法想象游戏则构成了平台、用户、算法之间的互动机制。

　　例如，在小红书App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产品标语“标记我的生活”。在数字交往实践中，“标记”除了记录之意，也意味着小红书平台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标记”引导算法为用户推送相关内容，“标记”的算法想象游戏能够控制算法的内容生产，左右“生活”的可见度，从而拓展“我”的“生活”的可能。

　　可编程性和算法的可供性分析正是对上文所述的智能技术在今天数字交往中重要性的进一步阐释。正是基于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在可编程性和算法基础上新的交往主体、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才得以形成，在构成不同于前平台化时期数字交往景观的同时，也重构了用户的数字交往体验，从而使用户在平台交往实践中形成新的情感结构和情感体验。

　　平台化数字交往的情动实践：技术化的情感生产

　　数字交往研究既需要考察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也需要关注技术可供性如何塑造了数字交往的新特质。近年来，数字交往在物质性、具身性之外，还形成了明显的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

　　用户在可编程性和算法引导下参与数字交往，这一交往夹杂着情感的流动。只有激发了人的情感，引发具有力的强度的情动，才能够使人们参与并持续深入数字交往情境。例如，当用户进入直播间，如果主播的直播内容无法短时间（甚至瞬间）内引发用户情动反应，那么用户便会退出直播间，关闭数字交往的直播情境。这也是主播和MCN机构之所以投入大量精力打造一整套成熟的具有标识度的交往剧本的原因，交往剧本既包括颜值、话术、场景，又包括日常的私聊、粉丝群等关系维护策略。由此可见，如何引发情动并维持长期的情感关系，成为推动数字交往的关键环节。

　　那么，平台技术可供性是如何形塑情动交往实践的呢？这里需要简单廓清何为情动以及情动与技术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到来，使社会发生情动转向。[9]但其实情动最早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可以追溯至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所提出的，“我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10]。这里指向的，是情动发生的条件和形式，即情感的流动和具有力的强度的情感。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电影美学中，分析了在电影这种现代性的技术条件之上如何创造“情动影像”，从而作用于身体的知觉。在这里，情动被置于“技术—社会”语境之中，不再仅仅属于欲望的、观念的范畴，情动的生产更加具体。

　　而在今天的“技术—社会”语境下，平台化数字交往的情动转向受技术可供性影响，数字平台中的情动交往实践是情感的技术化生产，即通过技术生产和操纵情动。学者周裕琼和张梦园在对于数字公墓的情动研究中指出，数字公墓作为情动媒介能够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传播主体包裹于一个人造环境中，将技术的情动支持、身体的情动体验和集体的情动仪式紧密联系在一起。[11]具体到平台化数字交往中的情动转向，则与上文所述的平台技术可供性紧密相关，在今天的平台中，算法可供性为数字交往提供了调动情感的可能。这是智能技术调动的情感，相比机械复制时代电影的“情动影像”，更具有精准性、个体性以及群体传染性，并且能够激发身体知觉的参与，强化情感的流动和情动的力度。

　　数字交往之所以需要依靠技术可供性来制造情动，与加速时代人们情动能力的衰弱减退紧密相关。“加速”的平台化数字交往导致人们注意力的稀缺和知觉的过度膨胀。数字交往的特征之一便是“永久在线”，用户在“永久在线”中丧失了持久的注意力，注意力成为简单的屏幕反射。随着手机界面一次次刷新，注意力分散、断裂为“一刻接着一刻”，这导致了专注能力的弥散和下降。在平台资本主义逻辑下，“注意力与知觉分散的后果，就是制造更加强烈的刺激，来获得主体的回应”[12]。在这样的状况下，情动——这种被技术制造出来的情感体验，能够调动感官的积极性，抓住用户吸引力，引导用户快速进入对事件的关注状态，并引发用户积极参与数字交往。从李子柒乡村短视频的“情感按摩”，到双十一李佳琦电商直播的“情动经济”，再到河南暴雨事件中举国哀悼的“情动仪式”，数字交往借助情动吸引注意力，获得算法与平台的可见性。由此，情动成为促进数字交往的关键因素，而技术化的情感生产在今天的平台化数字交往中已形成新趋势。

　　然而，情动既是数字交往中宝贵的资源，又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当交往主体过度注重操纵情动而置社会伦理、行业规范和法律于不顾时，便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舆情。如2022年《每日人物》聚焦东航坠机事件推出的特稿《MU5735航班上的人们》引发了社交平台上关于“侵扰悲痛”问题的巨大争议；近来胡鑫宇案中自媒体利用“真相谜团”不断生产和操纵情动，收割流量的同时通过社会舆论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因此，如何规范普通用户、网红达人和专业机构数字交往的情动生产，将其控制在社会伦理、行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降低其导向低质量内容生产和引发页面舆情的可能，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同时，要防范平台数字交往中情动的过分饱和，平衡公众理性和情感，形成有序的数字交往秩序。这既是平台、国家、用户三方需通力合作解决的问题，也是数字交往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结  语

　　对数字平台而言，可编程性和算法的可供性提供了人与平台之间新的交往空间。可编程性提高了平台用户的参与度，释放了平台文化创造力和创新力，同时进一步形塑了平台文化风格。算法作为平台行动者，调动了用户的“算法想象”，在人机深度交互中提升了用户的平台使用黏性，并且在算法的“蒙太奇”作用下，交往从传统社会的具身关系转向平台交往中算法中介下的可见性交往。平台化数字交往的高参与度、高生产性和高精准度导致了用户注意力的稀缺，平台需要通过制造情动刺激主体知觉系统。因而，平台化数字交往出现情动的技术生产这一新特征，用户在技术化的情动作用下进一步深入数字交往。然而，情动不仅是生产性的，过度的情动具有破坏性力量。并且，被技术操纵情动的数字交往还面临着被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批评，用户成为平台资本的情动劳工(affective labour)。情动生产存在着异化劳动和深度剥削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下，用户成为困在系统中的情动劳工。但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的出现总会有其积极面和消极面，需要对其内在基础逻辑及文化偏向的总体性理解，从而为未来数字交往的发展提供指导。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数字抗疫背景下的人机传播与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浙江省城市大脑为例”（编号：21NDQN275YB）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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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