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引起广泛反思。有西班牙记者曾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经济发展了，文化认同感却在

　　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引起广泛反思。有西班牙记者曾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经济发展了，文化认同感却在消失。这名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西方化的中国，对世界而言，是更富裕了，还是更贫穷了？”①这一问题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忧思，但更是一种期待，期待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一系列论述：“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思考，也是学术界应该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当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后者带有更根本的意义，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展示形象。从“中华民族”一词的提出看，其时代背景正是20世纪初中国国力衰退民心涣散之时，1902年4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5号上连载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这被认为是该词的最早出现。到1905年，梁启超对这一概念内涵进行了新的定义，“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和使用，“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最初阶段性”。②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③事实上，这种“自在”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这也说明，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的稳定性更强于地理存在、政治存在。

　　值得重视的是，“中华民族”概念一经形成，就成为百余年来中国救亡图存、自强不息进程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典型的是，抗战期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就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歌词，而这一歌曲最终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更重要的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又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承载的丰厚历史文化内涵上看，伟大复兴目标对当代中国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无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未来发展的共识，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任务。

　　中华民族存在的共识基础在于对其历史文化的自觉认知。费孝通在1998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有责任先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认真了解、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参加现代中华新文化的创造，为新世纪的文化建设积极准备条件。”④事实上，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存在，如果没有“自知之明”，面对世界各种文化的冲击，只会是“东风来了向西倒，西风来了向东倒”，东西摇摆中毫无自主性，又何谈自信心？

　　从逻辑的维度看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有了文化自觉，才会去认识自己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推动文化自强，才会去创造中华新文化；最终，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强的基础上，才能切实树立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从历史的维度看文化自信，当近现代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经济、制度时，忽视了自身的文化基因，而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中国的文化却并未同步跟上，由此导致中国在世界的贡献度和美誉度的不匹配、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不匹配，于是文化自觉的意识日趋浓郁，对文化自信的呼唤日趋强烈。因此，着眼于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目标，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文化发展视角看，坚持文化自信、建设好中华文化无疑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上世纪2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回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在书中，他坦言：“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重要。”⑤此论断从近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发展来看，无疑具有极强的洞察力，文化独立正是文化自信的突出体现。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罗素寄予厚望：“如果中国能免受外国的戕害，那么，从现在起，这一复兴的精神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这一发展目标就是“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罗素认为西方的人生观会导致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因此他坚决反对中国学习西方的人生观，并建言：“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⑥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后提出文化自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暗合了罗素的这一希望。

　　罗素在百年前的慨叹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一个保护主义、消费主义、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里，人类社会需要高扬人文精神，需要新的文化和新的希望，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将成为人类新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广阔基石。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最具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内容，就要从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入手，找到精髓，体现要义。楼宇烈提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⑦这一判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鲜明人文特质，也表明了中华文化的深厚人文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对西方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楼宇烈认为：“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通过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最理想的社会。”⑧同样，梁漱溟也认为，“十七十八世纪之所谓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特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⑨

　　中华文化中对人的关注是全方位的，既关注人的身心本体，也关注人的社会存在，由此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不同思想文化学说，而儒释道也共同构成中国千年以来的政治框架、伦理框架与精神框架，成为稳定的文化框架，共同支撑人文精神的实现。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和传播中，突出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对于时代发展、世界问题都具有普遍性意义。弘扬人文精神，有利于建立社会伦理。西方价值观的布道者往往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经济人”假设和等价交换原则作为市场行为的遵循，然而要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国与国关系，要突破资本对社会运行的主导控制，人文精神才是社会价值的核心。人文精神讲“仁”，仁者使人爱己，仁者爱人，仁者自爱，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人文精神讲“礼”，以“礼”为基础实现全社会的有序的自由，以“礼”平衡己与人、欲与理。

　　弘扬人文精神，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人本主义不同于中国的人文精神。前者是人类中心主义，人为万物主宰，后者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但又不凌驾于万物之上。按照人文精神理解 “人定胜天”，并非人能战胜天、超越天，而是人能知天、顺天，如此则天人合一、顺天为事。

　　弘扬人文精神，有利于打破唯技术论。人文管方向，科技管方法。在科技进步越来越快、科技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代里，需要正视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综合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早在1924年，瞿秋白就谈道：“技术的发明愈多，人类的物质的需要也愈多——如此辗转推移，永无止境。”“文明人不但没有从物质生活解放出来，反而更受物质需要各方面的束缚锁系。”⑩要明确科技发挥作用的边界，防止把科技当作宗教，只问“有无科学依据”，不问“有无人文价值”。科技作用巨大，但会有两面性的影响。在当代社交媒体中出现的算法引导信息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信息茧房、个人封闭、社会极化的问题，充分表明缺乏人文精神的引导，人在技术的创造中会被异化。

　　弘扬人文精神，有利于丰富精神世界。人的存在是由两部分构成：精神性存在与物质性存在。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多关注物质世界，而忽视了精神世界。物质世界里的满足总是短暂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受益者也只是部分人，因而导致社会焦虑、浮躁情绪的普遍存在。而在精神世界里，人文精神具有极强的正向引导力。人文精神重内省、轻外物，提倡以己役物心平愉。这种精神状态可以有效提高当代人的幸福感。

　　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极独特的，这种独特表现在其原创性上，与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都是相互独立形成的；也是延续性的，与各种原发的古代文化相比，“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更是稳定性的，“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二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要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先要讲清楚自己的文化特征，特别是人文精神这一文化精髓的内涵与意义，再去与西方文化、世界文化作对比，之后根据时代需求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与各种文化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人文精神引导的人类新文明。

　　人文精神的当代传播与发展机遇

　　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渗透在中华文化的内在理论与外在表现，同时，这一精神又具有很好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便于开展国际对话与跨文化传播，因此，传播好中华人文精神，对外可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对内可以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

　　向世界传播中华人文精神，有三个层次，其一是传播这一精神的“形”，具体体现在艺术、技能等方面；其二是传播这一精神的“用”，具体体现在养心、利生等方面；其三是传播这一精神的“道”，具体表现在哲学、价值观等方面。相比起来，前两个层次更容易实现，第三个层次更体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要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向世界传播中华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就不能为了迎合不同文化群体的差异而放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文化理解世界偏重直觉思维、整体思维，西方文化理解世界偏重理性思维、还原思维；中华文化约束行为偏重内在伦理，西方文化约束行为偏重外在契约；中华文化面对不同文化偏重包容与融合，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文化面对不同文化偏重征服与统一，是扩张主义的；等等。这些差异是根本性的，也是独特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所在。

　　从不同文化的交流进程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你是你，我是我，不同文化坚守各自的特征，观察对方，了解对方；第二阶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文化间接受了彼此的一些内容，纳入自己的文化中；第三阶段，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同文化在接受异文化的内容后将其彻底融入，推动了各自文化的独特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在文化交流中，没有主体性则没有影响力，只能被同化和替代。自主的开放才是真实的开放，自主的融合才是积极的融合。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发展，坚持文化主体性是首要原则，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的“立”比“破”更重要。

　　进入20世纪特别是21世纪以来，从世界大战到东西冷战再到恐怖主义，从石油危机到粮食危机再到生态危机，人类面临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由此，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两个显著趋势：一个是“向后看”，各种文化都在各自传统中找寻发展的资源，力求返本开新；另一个是“向东看”，普遍关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来说，这是难得的发展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历史性机遇。

　　美国远东思想史学者狄百瑞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中就反思了所谓“进步”这一概念，认为其本身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假定了西方的进步性和优越性，他质问道：“为什么西方没有能够符合东亚儒家的文明行为呢？为什么它不能打扫自己的后院并呆在家中……以一种成熟的、负责任的方式来行事，而不是在世界上追逐使得别人不安宁呢？”?这一反思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文明参照系”问题，即为什么要将西方文明作为单一的“文明参照系”，以之来衡量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人类各种文化类型。事实上，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先进思想体系，无疑更应该成为衡量文明进步性的参照尺度。

　　1921年7月，罗素在访问中国后的临别演讲中深刻指出了西方文明的问题，告诫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他认为：“欧洲文明的基址，是资本主义的实业主义。这种制度，虽然在早年时代，致成无量迅速的技术上物质上的进步；然而，不免引人类到更剧烈的破坏的战争路上去：初为市场而战争，继为原料而战争。”“纵或我们西方的文明不因战争而毁灭，尚能残存，然所可惧者，彼将更成机械的，对于个人的地位及其特性，益增蔑视，与日俱长。这种机械的文明，颇难望其有丝毫价值，所以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从近百年来的人类战争史看，从当下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乃至贸易战来看，罗素的见解何其有远见！这也更加呼唤人文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呼唤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一个充满人文气息、人文关怀的世界，才是一个健康、和谐的世界。

　　传统是原创的丰厚土壤。人文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稳定内核和宝贵基因，是建设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基本依托，也是人类新文明建设中的广阔基石。当前，把握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的历史机遇，挖掘人文精神中适应人类社会的内容、丰富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传播人文精神的影响，既可以有效创新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持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在此进程中，既要抱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对民族文化根脉的爱惜，又要避免文化传承的形式主义乃至文化复古主义，而是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精髓。在此进程中，既要保持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又要避免极端的文化封闭性，而是要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人文性、包容性与开放性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突出问题的世界意义。

　　以民族的眼光观察世界的美景，才能看到真正的美。楼宇烈曾问：“我们是要做现代化的中国人，还是现代化的西方人呢？”他的回答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做发展传统的中国人，并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一问与答体现了中国学者的风骨，也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以开放的胸怀建设世界的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美。对当代人类文化发展来说，保护文化多样性，打破单一参照体系，让各种文化绽放自己的美，是世界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而在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生态中，中华人文精神愈发成为一种重要的人文能量，释放出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

　　注释：

　　①⑦⑧⑩?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7年版

　　②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③④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⑤⑥?秦悦：《罗素：唤起少年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美】狄百瑞著，何兆武 何冰译：《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